《红楼梦》拥有多维度的艺术价值，广博深远的思想内容，多种文体兼备的语言风格。而诗歌更是其中最璀璨的奇葩之一。在《红楼梦》中，诗歌起到提示故事情节发展、暗示人物命运变化、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等作用，成为小说中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由于诗歌独特的音韵，形式与意象美，使其成为作者寄予感情和抒发心意最唯美的表达方式，为整个小说增加了最华丽和清逸的审美体验，且使得这种审美体验呈现多层次和升华的效果。此外，由于诗歌所需求的高超的语言功底和深厚多重的文化背景，使得诗歌一方面成为小说中程度较高的艺术判断标准，一方面也为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使其成为判断《红楼梦》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当前，翻译界对《红楼梦》各个译本中的诗歌研究并不鲜见，但是对于不同译者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由于翻译主体审美移情的差异而引起的译文差异，或者说翻译主体的审美移情对《红楼梦》诗歌翻译的影响鲜少做出研究和探讨。因此，本文将试图从审美移情角度对《红楼梦》诗歌翻译的两种不同译本进行分析和探讨。目前已存在二十多种《红楼梦》外文译本以及节译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学者杨宪益和夫人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及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TheStory of the Stone,本文即选择以这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审美移情角度对《红楼梦》诗歌翻译进行探讨。诗歌的美学价值体现在语音美、语形美和语意美三个方面，而根据刘宓庆的审美移情理论，《红楼梦》诗歌的翻译过程就是诗歌的审美再现过程，也即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审美投射、审美反馈和内模仿的过程。通过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译本的分析、研究，发现两者在诗歌翻译中都经历了移情的整体过程，但是却出现了不同的移情现象:1)尽管两位译者很相似地经历了移情过程中的第一步，即审美主体到审美客体的投射，但是从审美客体到审美主体的反馈却因为各个审美主体移情的不同而变化；2）在音美、形美这两级审美层面的传达中，杨宪益更趋向于对原始汉语诗歌音，形的模仿，而霍克斯更趋向于重新创作更符合目标语读者审美习惯的音、形形式；3）在意美传达层面，杨宪益更多地采取直译，而霍克斯更趋向于意译。本文试图从移情过程和移情障碍的角度解析这些移情现象的差异，并以此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红楼梦》诗歌翻译中的特点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