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中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兴起于鲁西与直、鲁交界地区，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到整个华北地区，在反抗八国联军的斗争中达到高潮。本文主要论述的就是义和团运动在鲁西及直、鲁交界地区兴起过程及其过程中与清朝正规武装与团练武装的关系。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必须从下列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客观历史契机的具备与运动主体的成长。 19世纪末，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社会各阶层纷纷承担起救亡的责任。农民阶级借助传统的拳会组织也加入了这一洪流，成为了救亡大潮中的一波浪头。而鲁西及直、鲁交界地区的社会特色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此地的爆发。它们共同点是：贫穷、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士绅阶层力量弱小、政府控制松弛；习武之风盛行，拳会组织众多，社会呈现多样色彩。但这些特色也因地而异，所以影响了义和团运动各个不同形态特点的形成。这些社会成因再加上当时频繁的自然灾害就促发了义和团运动的总爆发。 义和团运动主要源头有三：鲁西南的大刀会、冠县及直、鲁交界地区的梅花拳一义和拳、鲁西北地区的神拳。它们在区域上的蔓延和前后上的继起形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完整形态，此后高潮时期的义和团运动即是在这一形态基础上的发展。 而在这一形态的逐步形成过程中，各拳会组织与清朝政府和地方士绅发生了复杂的关系，作为他们直接武装行动代表的清军和地方团练最能代表其态度和政策。当时民族、社会危机深重，地方当局也亟需维持地方平衡与稳定。从整体上来看，这三大源头开始时均是作为保卫身家的团体而存在，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并与团练合作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协助清军维护地方秩序和社会安定。但作为农民自发、分散的反教斗争，随着其斗争队伍的和斗争规模的扩大，原来的物资供给渠道——抢劫教民，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而且随着斗争队伍的扩大，一些散兵游勇及饥民游民加入队伍也导致了拳会队伍纪律的崩溃。所以斗争开始骚扰到平民，对教民的斗争也更加升级。在这种形势下，教士也通过各公使向清政府施压。地方当局与士绅也感受到拳会的危胁而转变态度，对拳会进行解散和镇压。早期义和团运动也就在清军和地方团练武装的联合镇压下陷于失败和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