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充斥着“人情味”的国家,是一个到处充满关系网的社会。一些人认为,通过某些关系能够更好更快捷的处理某些问题,同时也往往能够得到超出规则之外的利益,这些现象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到“花钱好办事”的思路中。如果是花点钱委托他人办一些合法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合同双方本身是本着非法目的而与彼此达成委托关系,则这类委托合同在法院判决中会判定其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原因而无效。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定该委托合同无效后,就会引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认定委托合同是无效合同后,对合同中的这些非法目的办事费是如何认定的?二是无效的委托合同中的这些非法目的办事费是如何处理的?本文就这两大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列举出近几年来的存在有非法目的办事费的三个典型案例:安某与李某委托合同纠纷案、韩某与袁某委托合同纠纷案、金某与黄某委托合同纠纷案,陈述三个案例各个法院的判决:案例一中法院判决部分返还办事费、案例二中法院判决全部返还办事费、案例三中法院判决驳回起诉人的返还请求并收缴涉案的办事费。通过对这三个典型案例相互对比,发现之所以造成这种同案不同判的两个争议焦点,即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非法目的办事费以及如何处理非法目的办事费。第二章,对争议焦点的法理分析。本章通过引用并参考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法学界著名法学家的理论对上述两个争议焦点进行法理分析。本章首先是对案件中的委托合同的效力认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认定分析,得出法院对涉案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其次是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目的办事费的认定,在委托合同无效后,法院对判决处理涉案的非法目的办事费之前需要对该办事费进行法律定性,在定性该办事费时涉及到两个概念:不当得利以及不法原因给付,在这部分笔者将阐述不当得利与不法原因给付两个概念并进行对比,最后给出对非法目的办事费的认定结论。最后是对司法实践中对非法目的办事费的处理方法的论述,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分别规定了三种一般处理方法和一种特殊处理方法以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中的处理机制,各法院都有不同判决,通过对这几种处理方法进行法理分析最后笔者给出自己的处理建议。第三章,结合本文提出的三个案例与对上述争议焦点的理论分析以及本人的认识,并参照之前学者的建议,阐述了本人对于该如何认定与处理这类非法目的办事费的研究启示,做出了一些启示建议。认为应当引入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将非法目的办事费认定为不法原因给付,同时在处理涉案的非法目的办事费时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来明确相对统一的判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