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由79年刑法制定时的自行车王国进入了当今机动车数量激增的时代,由此交通肇事类犯罪也日益多样化。我国关于危险驾驶造成事故的规制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和《刑法》中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当今交通事故频发,且难以定性的现状日益凸显,其中尤以近期发生的成都无证驾驶的孙伟铭案、佛山黎景全案、南京张明宝特大交通事故及杭州胡斌飙车案为代表。在我国刑法中关于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主要限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以除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态度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然而在危险驾驶导致他人重伤、死亡的实际案例中,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往往是难以判定的。同时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醉酒、超速行驶等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因此使得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危险驾驶行为难以入罪,不能有效地防止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本文意图从案例出发,分析我国刑法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现状,以及通过对比国外立法,来对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的规制的修改完善提出建议,以及时应对当今交通事故频发且难以定性处理的问题。本文主要运用案例分析及比较分析的方法,借鉴国外(主要为日本)的立法和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本土特色以及既存的对危险驾驶的规制形式,对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的规制构建提供相对完善的立法建议。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孙伟铭等案案情、处理结果及争议问题。主要陈述了本文欲作为分析对象的四起典型性案例,将案例中的具体情形以及差别性判决结果直观的展现出来,提出危险驾驶行为的概念,通过分析四起案例的共同点与差别处总结出争议问题：一是现有刑法法律资源是否能够满足制裁危险驾驶行为的需要?二是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交刑法规制,即危险驾驶犯罪化的合理性问题。第二部分为对孙伟铭等案的刑法法理展开。首先,进行理论分析交通肇事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其次,对典型性案例的定性差异进行剖析,分析对比法院的判决理由；接着提出本人对于案例判决的观点；最后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是否需要将危险驾驶单独入罪的问题,具体介绍了国外立法经验及产生的社会效果。第三部分为结论及建议。通过上述两部分的分析得出两个结论：是认为案例中的定罪理由不充分,缺乏严密的论证过程,案例中的情形不能完全符合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二是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存在规制空白点,使得构成刑法中危险犯的危险驾驶行为难以入罪。综合以上论证提出对于我国刑法关于危险驾驶行为的立法建议,即建议增设“危险驾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