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中国颁布新企业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在多项准则中的应用成为新准则的一大亮点。在新颁布的38个具体准则中，有17个准则涉及公允价值，其领域覆盖了大量金融工具与部分非金融工具。由于银行涉及的金融工具很多，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不仅对中国银行的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对中国银行会计信息含量的提升产生影响。与此同时，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也给银行监管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特别是将对监管资本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和银行监管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商业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和银行监管影响的相关研究，着重关注公允价值计量影响银行会计信息含量的相关文献。　　其次，结合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大背景，运用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分析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财务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幅度并不大，也没有对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仍然会对个别年份个别银行的利润波动产生推波助澜的影响。　　然后，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会计信息含量的影响。本文对Ohlson(1995)的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进行改进，将是否己实施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规定作为调节变量，并加入了更多已有文献证明可能影响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控制变量。研究发现，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银行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但是这种提升效果有限。　　接下来，分析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监管的影响，包括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对于资本充足率计算、利润操纵监管以及改进监管报表和监管指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公允价值计量并没有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重要影响，但仍应对于这种可能日趋扩大的影响力给予足够的关注。此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为商业银行操纵利润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对银行监管部门改进监管报表和监管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本文认为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既有积极的一面，也会对中国银行和银行监管产生一定的潜在影响，有时甚至是消极影响。因此，中国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发展一定要与中国银行和银行监管的当前发展水平相协调，既要不断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透明度，更要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为了中国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更好地应对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挑战，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本文不局限于中国在公允价值研究领域的规范研究框架，专门选取银行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索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能否提高银行会计信息含量这一问题，同时为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第二，在针对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会计信息含量的影响问题设计的实证模型中，本文将是否已实施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规定作为调节变量，对Ohlson(1995)的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进行改进。　　第三，在研究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问题时，本文以2005年财政部颁布《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暂行规定（试行）》（该规定与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为契机和视角，观察实施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前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动情况。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在实证研究中，样本总数偏少，这可能难以保证研究结果很好地反映规律特征。这也是当前针对银行类上市公司开展实证研究时遇到的瓶颈问题。随着中国上市银行类公司的数量逐渐增多，今后可以更为细致地分析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类公司会计信息含量的影响。　　第二，在实证模型中，对于是否实行《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暂行规定（试行）》这一调节变量的定义其实是个时间概念的变量，因此较难区分究竟是因为实行该暂行规定导致了银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上升，还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计信息相关性上升了。虽然本文加入了年度哑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但是也难以完全消除时间因素对于会计信息含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