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逐渐提升,“公共安全”成为一个区别于国家安全的概念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刑法中单列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国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列在分则第二章,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按照刑法体例以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严重性为根据进行排列的理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仅次于国家安全的,其重要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但是,法律对于“公共安全”的含义的界定却不够明确,造成其含义众说纷纭,也极大地影响了实务界对于该类犯罪的具体判断。“公共安全”越来越成为一个万能标签,当司法需要的时候,它就化身为各种利益,力求对行为人定以重罪处以重刑。但是“公共安全”并非大无边界、包罗万象的概念,它本应有自身独立的界定范围和适用条件,而非重罚犯罪人的借口。因此,本文以规范“公共安全”的适用为出发点,梳理刑法条文中含括的“公共安全”的内涵以及与相似概念的区别,并最终探讨“公共安全”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论述:第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司法实践中滥用“公共安全”的分析,主要由六个案例来分别说明在适用“公共安全”定罪过程中存在的三个误区,即:误将“公共安全”与公共场所相等同,误以为行为对象不特定就是危害“公共安全”,以危害结果严重倒推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第二部分是对“公共安全”被滥用的原因分析。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政策、刑法原理和民众舆论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以刑事政策为指导思想,以社会效果为最终目标来确定疑难案件性质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司法机关对案件性质的判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守不足,以刑制罪的呼声甚嚣尘上使得司法机关在转换罪名之间甚为随意,忽略了法定的犯罪构成;民众舆论对重刑的诉求作为外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案件的走向。第二章回归刑法条文,探究“公共安全”与相近概念的关系以及刑法条文中的“公共安全”。就“公共安全”与“公共场所”而言,本文认为前者兼具“时间”与“人”的属性,需要结合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后者则一旦具备长期供不特定多数人活动的特性就能比较稳定地具备这一属性。而“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相比是更为基本的诉求,且前者着眼点在于“公共”,而后者则更加关注“秩序”。同时,本章将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章节的个罪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探讨,阐述“公共安全”的表现形式、侵犯权益并进一步限缩其存在领域。并通过分析恐怖活动犯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的侵害权益,展现了其对传统的“公共安全”含义的突破。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所在,在提炼出刑法条文中包含的“公共安全”的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含义进行规范诠释。为清楚地阐明“公共安全”的含义,本文将其拆分为“公共”与“安全”两个部分并分别论述。综合考虑文字的字面意义、刑法的保护目的以及刑法各章节侵害社会利益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公共安全”中的“安全”仅指“人”的生命、健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公私财产的安全。“公共”是正确理解“公共安全”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不特定”是“公共”的核心概念,即指犯罪结果的不特定,“多数人”是解读其的重要要点。两者相互结合,排除“不特定少数人”和“特定多数人”的观点,共同界定“公共安全”所保护的“人”的范围是“不特定多数人”。即,“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公私财产的安全。同时,本文认为所谓“不特定多数人”的本质是其组成人员的随机性和社会性以及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