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潮流，在建国以后各个历史阶段持续不断地得到各种阐释与利用，它作为中国文化“新传统”的一部分，在当下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精神资源。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当代关于左翼文学资源的阐释及其影响，旨在对这一“新传统”的进行梳理与反思。　　 本文论及的左翼文学概念并非当下流行的广义左翼文学，它具有严格的时空限定，即以30年代的上海为中心，延及40年代的革命文学实践。同时它还包含了某种价值认定，相对于以“独白”为特征的体制化社会主义文学，左翼文学是一种“复调”的构成，具有多向发展的可能。纵观建国以来左翼文学资源的阐释历史，可以发现左翼文学始终处于文学史叙事的边缘或准边缘地位。将左翼文学纳入体制化社会主义文学的范畴，并由后者推断前者，由结果推断过程，是不同历史时期左翼文学资源阐释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在正视左翼文学与体制化社会主义文学的“一致”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二者有效的“剥离”，将是左翼文学资源自身价值得以凸显的关键。　　 第一编，革命的辩证法(1949--1977)。1950-70年代，“工农兵方向”一统新中国文坛学界，成为社会主义文学想象的根本原则。30年代左翼文学被纳入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序列之中，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删削改造的过程，最终在社会主义文学想象臻于极致的文革期间遭罹全面消解的厄运。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叙事试图按照由整体到局部的逻辑次序，创造一个左翼文学--通过党的直接领导--独领30年代文坛风骚的神话，然而左翼文学芜杂的局部面貌与其纯一的整体形象构成了严重冲突，结果是局部解构了整体，文革时期对左翼文学的彻底否定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第二编，现代性的诱惑(1978--1992)。文革结束以后，新启蒙主义凭借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助力逐渐成为时代主潮，五四启蒙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主题被提升到现代文学总主题的高度，而文学的“主体性”、“普遍人性”、“人的文学”、“纯文学”则作为新的评价尺度渐次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在这一时期，左翼文学资源阐释呈现出“大起大落”的戏剧化局面。左翼文学虽蒙“拨乱反正”之赐而被恢复名誉，但因与新的评价尺度相去甚远，加之它与极“左”文艺思潮在历史和逻辑上的联系，80年代中期以后渐为文学研究界冷落疏远，甚至被视作一种乏善可陈、不足为训的“伪文学”或“反文学”而备遭贬斥。90年代初，广义左翼文学概念建构成型，将30年代左翼文学与40-70年代体制化社会主义文学视同一体。此后这一概念被文学研究界广泛采用，对左翼文学的特殊价值再度构成了严重遮蔽。　　 第三编，世纪之交的喧哗(1993--)。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各种现代性弊端渐次浮出水面，从而导致知识分子群体急剧分化，左翼文学阐释呈现出多元并竞的复杂态势。在某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看来，五四文学在诸多方面都与左翼-社会主义文学存在着血缘关系，而较之五四文学的狭隘单一，晚清文学则因丰赡多姿而更具现代性。基于这种判断，一条由晚清以来各种不入“主流”的文学现象所构成的“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在文学史叙事中脱颖而出。与此相对，五四-左翼-社会主义文学则被视为一脉相承的压抑性力量。通过对80年代现代性和新启蒙主义的反思，持“新左派”立场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是对全球资本化趋势的批判和反抗。他们高度评价左翼-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史无前例的开创意义，并对市场意识形态和文学私人化、商品化倾向展开了猛烈抨击。由于“新左派”并未对革命遗产的内在矛盾细加清理，其基本理路就不免予人以草率武断的印象。当他们把现代文学史重新描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把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实践塑造成一个“美丽新世界”时，他们的批判性话语便在无形中转化为一种准意识形态或改头换面的旧意识形态。部分曾经持新启蒙主义信念的学者通过反思80年代话语，矫正了前此基于现代性神话的独断论观点，对于左翼文学资源采取了更近乎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然而，心路历程的跌宕曲折和价值判断的暖昧朦胧，使他们在诸多根本问题上陷于自相矛盾的窘境，“犹豫不决”成为他们目下学术心态的无奈写照。90年代兴起的“再解读”为左翼文学资源阐释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再解读”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理论引入左翼-社会主义文学研究，通过对具体文本拆解细读、重新编码或外层重构等方式，揭示了文本背后存在的权力关系、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从而使被语言修辞和表层意义所掩盖的复杂历史得以重现。尽管“再解读”在解构40-70年代体制化文学史叙述方面功不可没，但从理论到文本的研究模式，使它陷入了理论演绎或循环论证的怪圈。由于过分关注文本个案，“再解读”对于左翼文学的整体性问题缺乏追问的兴趣，这也极大地制约了它所能取得的进展。随着社会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现象日益加剧，文学的社会承担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在“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的讨论中，由于受到广义左翼文学概念的限制，参与讨论的各方对于何为左翼文学、何为左翼文学传统大多缺乏辨析与反思的自觉。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赋予左翼文学质的规定性来为左翼文学正名。他们认为左翼文学是一种“反抗性的文学”，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非但不是由左翼文学发展而来，相反前者的确立是以后者的消解为前提的。这种观点将左翼文学过分理想化、提纯化，对于左翼文学与体制化社会主义文学的承续关系估计不足，它在强调左翼文学独特价值的同时，也失去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感。　　 如何在文学史中叙述左翼文学，取决于我们试图从中获取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在左翼文学的“复调”结构中形成了两种传统：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前者通过体制化社会主义文学完成了它的历史建构，文革文学即为它画上了一个反讽式的句号。而后者本身就是一个“复调”结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激烈不妥协地反抗一切奴役形式的乌托邦精神，其代表是鲁迅和胡风。这是从历史夹缝中生成的一种传统，它的历史建构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它的自身性质也决定了这一建构永远无法最后完成。这种传统的延续既是左翼文学资源历久弥新的深层原因，也是它对于当下现实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