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下数之不尽的各种竞争形式中,市场经济为每一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其可以使某些穷人变成富人,同样可以使富人变为穷人。进而言之,在竞争自由的背景之下,个体或组织享有均等的机会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营业行为。这是经营者通过积累知识或改造技术即推陈出新的过程,符合交互损害、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初衷是为了实现更充分地竞争自由,因而,损害应该反映的是竞争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或是可指控的违法行为,只有当存在违法性或是可指控违法行为的竞争行为时,譬如过度的竞争行为导致市场机制和社会行业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地,届时才被纳入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中。然而,司法实践就判断屏蔽视频广告行为的方式,仍以损害结果为重点而忽视了竞争行为本身。这种判断方式实则为“以果判因”,不仅法学界对其趋之若鹜,而且已经渗透到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裁判实践之中,给人一种削足适履的感觉。这无疑辜负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良苦用心。因此,有必要摒弃一个极具道德色彩的有关以果判因的判断理念。另外,用户有权享受科技革新带来的成果,动辄给屏蔽视频广告行为贴上“不正当竞争”标签会限制技术创新的空间,阻碍市场的进步。可见,商业模式的更新不仅仅促进技术的超越与创新,更重要的是确保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从而增加社会总福利。这与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相吻合。论文正文首先是导论,从腾讯起诉星辉案出发,通过分析法院的判决思路以提炼出论文的命题。接着简单地陈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然后,为了更好地理解屏蔽视频广告行为的性质,简要阐述视频广告类型及屏蔽视频广告软件的工作原理。接着评析屏蔽视频广告行为性质的认定因素,即竞争关系、商业道德、商业模式。其次,分析我国屏蔽视频广告行为规制的不足并针对完善路径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最后的结语中,进一步强调摒弃判断屏蔽视频广告行为固有思维的迫切性,并将重点转移到被告竞争行为“违法性”上,以现市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