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概念和制度分析是社会科学各学科进行理论探究及现实考察的核心要素。政治制度作为重要的政治现象，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兴起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作为重要的制度研究路径，在借鉴、吸收并发展其他学科制度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论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在分析视角和研究路径方面的多样化，也为获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研究范式设定了障碍。通过揭示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和研究途径上的内在分歧，并相应地考察制度研究在政治学之中的发展历程，研究者有可能从更为一般化的视角审视政治制度的理论建构。根据蕴含在新制度主义当中的政治制度理论建构的基本取向，一般化的政治制度理论应重视科学化与人文化、概念分析与理论建构、能动性与结构性、传统研究与前沿理论之间的关联。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相关观点，针对政治制度的内涵、本质和类型得出的认识为政治制度的一般原理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前提。从这一前提出发，本文在政治制度的生成、维系、变迁方面的演进历程，以及在政治行动者对政治制度的评价活动这两大问题上，确立了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模式。　　 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一、制度研究在政治科学中的发展历程。二、政治制度的含义、本质与类型分析。三、政治制度的生成。四、政治制度的维系。五、政治制度的变迁。六、政治制度的评价。　　 第一部分回顾了制度研究在政治科学中的发展历程，并通过概述传统制度研究的特征和新制度主义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揭示了新制度主义在理论分析方面的内在张力，并基于相关分析提出了政治制度研究的一般化理论取向。本文认为，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论建构不仅体现了新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蓬勃发展，也蕴含于制度研究在政治科学中的历史发展之中。传统制度研究对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旨趣和问题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理论渊源和新颖所在。通过梳理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轨迹，新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理论逻辑、内在张力，以及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论取向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第二部分对政治制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及基本类型，这为一般化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研究路径和分析模式奠定了基础。本文认为，政治制度是围绕利益的竞取与分配，以政治权力的强制执行作为保证，同法规制定和政策选择活动紧密关联的规则和组织的结构模式。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表现为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即政治制度是使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秩序状态，是政治权力的结构与安排，还是对选择行为产生约束和引导作用的背景性因素。政治制度具有结构性、稳定性、约束性和观念性等特征。政治制度的类型则包括规则型制度和组织型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单一制度和复合制度。　　 第三部分研究了政治制度生成的三种主要方式，对于制度理论而言它们实际上也是关于制度生成的设计观、演化观和选择观。本文认为，制度生成的设计观基于建构理性、完备知识和计划秩序的逻辑前提，主张制度设计可以在政体、程序、政策方面得以实现。制度生成的演化观基于演进理性、有限知识和自发秩序的逻辑前提，主张制度的生成必然通过演化博弈和社会演进的方式。制度生成的选择观则基于有限理性、制度背景、权力冲突和时间维度，主张政治行动者可以在制度的约束下通过能动性的发挥而选择制度模式。　　 第四部分对政治制度的维系进行了理论审视，首先分析政治制度维系的前提，继而分析政治制度维系的主要途径。本文认为，政治制度维系的前提是相对于制度维系具体途径而言的认识基础，同时也是制度维系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得到维系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存在的、稳定的和有效的，而它的维系则需要历史过程、内部变量和外部参数等条件。政治制度维系的途径主要包括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政治权力的强制实施、制度环境的密切契合和观念因素的必要支持。　　 第五部分从理论角度考察了政治制度的变迁问题，首先分析政治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然后分析政治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本文认为，只有在理论基础方面根据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模式对制度变迁的含义进行界定，并分析制度变迁的条件和动力机制，才能对制度变迁的方式做出深入的理论认识。制度变迁是制度安排在一定条件下由于某种因素的影响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脱离既有发展轨迹的过程，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变迁的提供者、随机因素和制度类型，并通过三个重要机制的作用促使政治制度发生变迁。　　 第六部分从理论角度集中探讨了政治制度的评价，首先在必要性分析中揭示了行动者对政治制度评价的基本理由，之后进一步考察了制度性评价活动的两个取向。本文认为，政治制度评价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它不仅是政治制度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而且反映了政治制度的观念性特征，同时还是人们追求良好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由于新制度主义主张制度研究具有观念性和历史性的色彩，因而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呈现出不同的取向。政治行动者对制度做出评价活动时，观念因素使其评价表现出功利性或道德性；由于评价对象是处于不断演进过程中的历史性范畴，因而功利性和道德性评价必须置于由历史评价和现实评价共同构成的评价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