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传入中国,首先就与中国传统戏曲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中国戏曲电影类型片。在电影媒介的传播下,原本只是地方小戏的黄梅戏从五十年代起迅速流行,引发了 20世纪60年代港台黄梅调电影的拍摄热潮,甚至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黄梅戏电影昔日辉煌不再,但它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媒介文本,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形象,与传统印象中的女性不大相同。然而,学界对黄梅戏电影中女性人物关注度较低,这种整体研究状况与女性在黄梅戏电影中一度占据核心位置的现实有所脱节。戏曲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媒介,亦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展演场。对于黄梅戏电影中的女性群像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不同发展阶段女性形象的特征,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叙事机制以及女性形象背后的生成语境,从而厘清黄梅戏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历时性变化,反思女性形象的塑造路径。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梅戏电影发展的三次高峰作为研究阶段,采用文本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与媒介研究视角精读电影文本,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对女性人物类型进行梳理,归纳女性形象特征。以电影叙事学为基础、从叙事视点、叙事时空、叙事声音三个侧面研究女性形象的叙述机制。通过走访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档案馆,阅读戏曲剧本创作及改编资料,导演、编剧演员等手记,收集观看黄梅戏影片,为分析女性角色的创作与改编提供参考,挖掘女性形象背后的生成语境。研究发现,黄梅戏电影中女性人物往往成为电影的核心,推动叙事的发展。黄梅戏电影中的女性以年轻貌美的形象为主,情感关系是最常表现的主题。五六十年代,故事片中的女性拥有双重身份,达成人物身份的转变,她们呈现出明确的反抗姿态,反帝反封建,反对地主阶级压迫,追求恋爱自由。八十年代,母亲形象与母女关系得到重点展现。影片颠覆了恶毒的继母、温柔的母亲、专横的母亲形象,建构了慈爱的继母、凶悍泼辣的母亲、古板与开放中矛盾的母亲形象。这一时期女性在妥协与反抗中挣扎,结局要么是被放逐,要么是惨死,只有少数是团圆结局。九十年代的黄梅戏电影题材进一步拓宽,女性开始从私域走向公域,本土女性得到张扬,但女性人物开始从中心滑落,不少电影以男性为主角,女性为配角。这一时期的女性角色表现出对家长制的顺从,否则便以自毁的方式来抗争。父女关系、母子关系在影片中则较少表现。从叙事视点来看,黄梅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在“看”与“被看”中流动,即代表了新时代下女性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与解放,也表明了女性作为一种景观难逃视觉消费。从叙事声音来看,黄梅戏电影中女性群唱往往呈现最多,第三人称旁白也采用女声叙述,片头曲音乐也是由女性独唱。此外,黄梅戏电影还擅长使用锣鼓、自然音响的象征手法来划分叙事节奏,烘托人物情绪,暗示人物命运。黄梅戏电影的时空类型整体上与电影技术的发展同步,沿着虚拟的舞台纪录片片段、虚实结合的布景表演,转变为真实外景的写实风格。影片最常采用因果式线性结构表现女性人物经历的曲折变化,少数使用回环式套层结构强化人物形象,增强故事悬念感。人物关系在镜头两分画面或者剪辑并置两个画面的表现方式下得到强调。黄梅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是理想女性的投射,她们被赋予了太多品质与能力,她们是男性的救助者,对男性无私的奉献者,九十年代以来甚至重返顺从者。与男性和睦的理想化关系掩盖两性情感的复杂现实,对父权的抗争回落到夫权手中。黄梅戏电影虽然以古装题材为主,但影片在对剧本的改编中往往暗含着时代的风貌。戏曲影片脱离了计划体制的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显得竞争力不足。戏曲危机进一步加深,黄梅戏电影的发展也有赖政府文化部门的支持,展现了更多地方特色与本土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