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理论根据时间因素之于给付内容和范围的作用的不同将合同分为继续性合同与一时性合同。伴随着交易关系愈发复杂,继续性合同类型也在不断扩张。继续性合同具有总给付范围不确定、给付行为会随时间发展而延续、给付内容不可损耗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特点,继续性合同的履行过程必定伴随着不确定的风险。如果不对继续性合同进行限制,合同期限越长,风险的不均衡就会越大,这会过分地限制当事人的自由,阻塞交易往来活跃带来的社会化利益增大。解除权不仅是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原因,更是一种合同救济手段。因此,对继续性合同解除制度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合同解除不仅是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消灭的方式,更是一种重要的违约救济方式。新的社会实践必定会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国《民法典》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继续性合同在性质和功能上的特殊性,在第563条对持续履行的不定期合同解除作出了规定,在第566条明确规定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要根据合同性质进行差别对待。在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中区分一时性解除和继续性合同终止,建立了二元合同解消结构,并且针对继续性债务解除问题发展出“特别终止制度”与“一般终止制度”;《瑞士债法2020》中同注意这对概念的区别,并且在第三章中针对继续性合同终止问题单独设置一节;在日本民法中,虽未进行区分,也没有针对继续性合同解除的作出一般规定,但是《日本民法典》也注意到了继续性合同解除问题的特殊性,除了规定“有溯及力”和“无溯及力”的解除之外,在合同分则的具体规则中也有体现。我国《民法典》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制度多元,制度供给已较为充足。根据解除权发生原因不同可以将其分类为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因情势变更之解除与违约方申请情况下的裁判解除。其中法定解除权的规则最为繁杂,这其中包括《合同法》（已废止）已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权,还包括第563条第2款规定的不定期继续性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和个别有名继续性合同中规定的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对于前者,是否需要借鉴吸收比较法中的经验对于其进行完善补充需要讨论;而对于后者,因其权利行使具有极大的自由,更需要充分的正当性。与前述解除权性质不同,因情势变更解除和因违约方解除的性质较为特殊。根据《民法典》第580条规定,只有在满足排除实际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经诉讼或仲裁程序审理后,违约方才可解除合同。由于继续性合同的给付随时间发展而延续,因此可预见性规则在此情况中可能存在适用困难,应当根据解除权发生原因不同,依据不同损失赔偿规则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