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国家理论的发展,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非自由主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国家干预行为的正当性。自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现以来,即使是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也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国家提供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保护这一基本职能,国家干预行为越来越多的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使理论分析的视野逐步扩展到国家的父爱主义干预之举。因为多年以来人们对父爱主义与父权主义的混淆,使理论界对国家的父爱主义行为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本文将父爱主义重新引入公众的视野,意在使父爱主义的国家干预行为得到其应有的理论研究地位。　　 对父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的证成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从最初对个人意愿的讨论到后来对个人福利的论证,对个人自主的解读是沟通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桥梁,他们通过对自主及其价值的不同理解从不同的层面证明了父爱主义的正当性。自由主义语境下的父爱主义不可避免的要诉诸于个人意愿,但是当同意的真实性和工具性价值遭到解构时,同意理论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也随之消逝。于此相应,对父爱主义的证成要求重新选择论证空间,杰拉德·德沃金将自主解释为一种程序性概念,这种自主关注个人福利,认为为了个人未来更大的自主可以限制当下的自主,进而肯定了父爱主义的国家干预。另外,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虽然对自主的价值有着与德沃金不同的认知,但与德沃金殊途同归,共同认可了国家可以为了个人的福利而对个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父爱主义式的干预。由此,对父爱主义的证成转入到对个人福利的探讨,关怀伦理关注个人福利,而且认为被干预者福利的提高本身就可以证明干预的正当性。所以关怀伦理的一些重要观点从一个侧面证成了父爱主义的国家干预。　　 本文内容共分为四部分:一、父爱主义的内涵。二、个人意愿与父爱主义--一种自由主义的路径。三、个人自主与父爱主义。四、关怀伦理与父爱主义--一种关于福利的讨论。　　 文章第一部分阐释了父爱主义的内涵,对父爱主义内涵的介绍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父爱主义缘起；二是父爱主义各种不同的概念界定。父爱主义(paternalism)起源于古希腊语pater,意思是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为了被干预者的利益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干预。杰拉德·德沃金曾经提出父爱主义行为应该满足的三个条件:1、X干预了Y的自由或自主；2、X的行为并没有得到Y的同意；3、X的行为是为了Y的利益。针对这三个方面,不同的理论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Bernard Gert和Charles M.Culver认为父爱主义的行为未必需要干预个人的自由,也未必需要违背个人的意愿,同时,他们在理论的层面提出父爱主义行为可以独立于(independently of)个人的意愿。尽管如此,对父爱主义概念进行定义的争论依然在继续,目前仍旧未有定论。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运用自由主义的观点证成父爱主义的模式。因为很多父爱主义者认为密尔最早在《论自由》中允许了一定程度的父爱主义式干预,所以在对父爱主义的证成路径选择中更多的是诉诸于对个人意愿的探讨。父爱主义者认为个人的同意(未来的同意)证成了父爱主义,而反父爱主义者认为同意消解了父爱主义。当诉求通过对个人意愿的理解来证成父爱主义在反父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下面临彻底瓦解的境地时,很多理论家认识到也许利用同意来证成父爱主义的行为本身并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个人同意理论存在着天然的悖论:同意行为的一个初始假定要求行为者必须与生俱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但是同意的一个目的和最终依归依然是体现行为者的自由和平等。另外,由于适应性偏好现象的存在,使得真实的同意很难得到,进而大大降低了同意本身的证成效力。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面对自由主义的“同意”理念对父爱主义证成的失败,以杰拉德·德沃金为代表的非自由主义的父爱主义者诉求于对个人自主进行重新阐释,通过将自主定义为一种程序性的反思,使国家为了提高个人的福利,通过限制个人当下的自主而得到未来更大的自主的父爱主义行为得到正当性证明。同时,也有一部分自由主义的父爱主义者通过对自主价值的重新界定也肯定了政府以父爱主义的干预形式型塑个人偏好的行为。通过对个人自主概念和价值的分析,使人们将注意力从对个人意愿的追求转向对个人福利的提升上来。　　 文章的第四部分重点阐释了通过对个人福利的关注,本部分将以超越自由主义论证模式的方式证成国家的父爱主义干预之举。关怀伦理提供了有别于自由主义的言说空间,它认为对于个人福利的关怀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于他人的利益状态,意识到个人成长对他人的依赖,而个人的成长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大的福利。关怀伦理打破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人权利、独立自主的理想价值,重新构建人们相互依赖和联系的理论网络,从一个侧面为父爱主义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证明。　　 在自由主义民主为主流的今天,父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依然可以在西方理论界的探讨中生生不息,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政治理论研究的发展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父爱主义的国家干预行为毕竟允许了国家对个人行为的诸种限制。所以,我们也应当对这种父爱主义的干预进行严格的界定,以避免权力的肆意滥用,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