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国家目标具有强烈的“外倾”色彩,不断形塑并推动着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与实践。大学新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正是这一逻辑进路的显现。大学新闻教育本非中国固有,是同属西方异质文化的新闻事业与大学教育,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各自发展与彼此关联互动后的产物。它既遵循着展拓学理、推动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可谓“学”),也始终具有服务新闻事业的强烈社会取向(可谓“术”)。最终,二者统一于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就近代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水平及实际成就言,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实为典范,“学”与“术”的结合尤为显著。特别是从中日民族矛盾凸显的1930年代开始,燕大新闻学系始终注重发挥新闻教育“经世救国”的社会功能,并努力推进新闻教育的中国化(本土化)发展。在国难的非常社会情境下,北平“危城”的空间压迫与日俱增,时空的紧张纠合直接影响了燕大新闻教育的发展实态。先后掌系的黄宪昭、梁士纯、刘豁轩等人在燕大新闻系进行了极具针对性的改革,因应国难的现实需求,与推动学科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国难之下,燕大的新闻教育展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以解决中国新闻业与社会的实际问题为指归。教学与研究皆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教育目标的设定、课程设置的调整、刊物的创办、学术取径的转向、内外交流的进行等皆是如此,凸显了“学以致用”的价值意义。并且,这些举措,符合大学新闻教育中国化的根本诉求。也就是说,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大学新闻教育的经世功能和学科逻辑有了内在的一致性。二者统一于以新闻教育的中国化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的终极目标,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