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是研究日本与日本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现代社会对武士道的多元化解释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本文围绕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武士道的认识问题,通过具体人物的个案研究,考察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注日本武士道的时代、原因、特点、依据及其影响等问题,并且从思想上论述了武士道观念在近代中国发展、演变的轨迹。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现代中国人借鉴先人的观点,更加冷静地思考武士道的相关课题,同时以近代中国这一外部视角作为切入点,使得武士道研究不再局限于日本内部,而是呈现出更加立体、更加动态的一种形象。序章提出论文的问题意识、先行研究概况、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此外还对“武士道”概念的背景知识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一章在对中国思想史上侠义精神的发展以及晚清社会的“尚侠”风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近代中国“侠”思想与日本志士精神的交点,以提示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武士道认识的出发点。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以近代中国的五名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具体探讨在每一个案当中论者对武士道的诠释特点、其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以及这种武士道认识所带来的思想影响等。第二章主要考察了梁启超受日本武士道影响所提倡的尚武论与“国魂”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对后来尚武思潮与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影响。黄遵宪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志士观构成了梁启超认识武士道的原初土壤,而在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受到国家主义思想以及明治日本对“武士道”、“大和魂”的舆论宣传的影响,其认识由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尚侠”转向近代化语境中的“尚武”。他借鉴了明治武士道中民族精神论的形式,提出了基于独立自主的尚武精神的“国魂”塑造论。该主张一经提出便对中国言论界起到了巨大的导向作用,之后轰轰烈烈的军国民主义思潮,政府各种教育制度的改革,甚至连混战的军阀都深受其影响。第三章分析了文化保守主义论者辜鸿铭从普遍性道德伦理法则的角度对武士道的全新阐述,并且以武士道为关键词,对比了他与新渡户稻造对东西方文明理解的异同以及折射出的人文理想。辜鸿铭将武士道视为儒教在日本的保留,晚年的他甚至将寄寓于东方文明的梦想转移至以武士道为代表的日本精神当中。第四章阐述了近代闻名遐迩的“知日家”戴季陶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时期的日本论述,重点考察了其武士道认识的基础、变迁以及折射出的思想历程。戴季陶曾在五四时期认为武士道思想迷信神权、缺乏“同胞观念”,对近代日本起到的大多是负面作用。但其认识后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关注武士道中的神权思想所带来的“统一信仰”对维新与近代化的积极作用,并希望中国也能借助日本的信仰论形式建立起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信仰。第五章的考察对象是另一位著名的“知日家”周作人的武士道认识。周作人早期否认武士道在日本文化中的作用,认为武士道所代表的“忠君爱国”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非日本固有的国民性。中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认识到万世一系的观念对于理解日本人忠君情感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他不能理解日本人的信仰而陷入了日本文化不可知论。就本文的课题而言,可以说周作人对武士道的“冷落”构成了其日本文化不可知论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六章介绍了五四后到解放前一名小政治社团的领导者安若定受到武士道、大和魂的影响,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民族精神进行阐述的思想性尝试。他既继承了20世纪初期尚武思潮中对发扬民气、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视,又顺应了五四以后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展望人类未来的潮流,同时还从西方宇宙学、细胞学、生命学以及哲学思潮当中吸收理论资源,建立了一套关于自然宇宙、历史现实与社会人生的不甚严谨、却颇为独特的思想体系。最后,在结语中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以时间为脉络梳理了近代中国对武士道的认识的整体思想历程。第二,对近代中国的武士道认识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以及其周边相关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概括。第三,综述了武士道的传入对近代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在本文考察的每一个案当中,对武士道的认识都是与论者身处的政治、社会、舆论环境等外部因素,以及论者的个人经历、思想倾向、政治人文理想等内部因素紧密关联的。在这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空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武士道的认识既具有一定的历史承续性与同构性,也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思想断裂性与差异性。在“承续”中发生“断裂”的变化恰恰反映出了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思想潮流的发展走向以及论者的个人立场、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变。综而言之,本文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认识、吸收、反省或是改造武士道的思想历程的梳理,全景式地描绘了“武士道”的课题融入近代东亚语境当中所获得的外部性诠释的发展历程以及思想性影响。这对武士道研究与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的研究来说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一项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