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考察近年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在实践中的运作规律及其影响。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下,为缩小城乡差距、开放阶层流动渠道、阻断贫困代际遗传,国家在农村教育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旨向教育公平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惠及所有公民基本教育福利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整合农村教育资源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中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落实确实使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教育不平等的现实状况仍然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农村教育的边缘化境况随着政策的落实反而日益严重。面对这样的现实悖论,本研究以H省H县的田野跟踪为基础,以河北省、山东省多所农村学校的经验调查为补充,从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视角出发,宏观上考察了教育政策运行背后的社会基础和功能,微观上呈现了近年来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在实践中产生的诸多非预期性后果,对农村“教育再生产”问题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探析。具体来看,布局调整政策推行以来,农村大量寄宿制学校的建立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家庭教育纽带的断裂,教师群体的教育归属感弱化,学生群体的社会化问题凸显。由于学校教育无法替代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功能,布局调整带来了过度“抽象教育”——过早、过久与家庭和社区具体成长环境相割裂、追求知识、追求抽象、追求应试的取向。这不但削弱了学生平常的学业动机,也加重了学校管理的负担,这最终导致了农村寄宿制学校最终出现了形式上“重管理”而实质上“轻教育”的局面。行政规律对教育规律的替代成为该县教育实践中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对教育进行“管理”的思维忽视了教育的生长性,从而衍生出大量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进一步刺激了自上而下的“管理”,反过来再次强化了学校教育里的行政逻辑。换句话说,行政管理的思路不符合教育规律,教育不是“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任何教育政策的“下渗”都要经由个体的内化理解才能发生作用,过度抽象的教育不仅不利于学生成长,也不利于教师教学的开展,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家庭教育的有机配合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教育环境,学校师生具体的教育叙事和微观的教育体验需要被带回对教育政策的理解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