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费用过高规定于《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但书第2项的后段,为实际履行的排除事由之一。即在非金钱之债中,若债权人要求实际履行,特定条件下,债务人可通过主张履行费用过高排除其负担的原给付义务。换言之,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可实现债务人脱离原有履行秩序的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当债务人因特定给付障碍陷入无意义的合同履行状态时,履行费用过高便可在此类合同纠纷中起到避免债务人做无意义的实际履行的规范作用。但履行费用过高在立法上的规定极为简略,相关的权威性释义亦未作具体化阐明。因而,在现行法秩序中,履行费用过高的规范面目极其模糊。这种规范模糊性使得学界关于履行费用过高的讨论呈现出“小同大异”的特点,即在该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具体化认定等方面均存有或大或小的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的规则适用范式。而正因为立法规定的不明确与学理认识的不统一,在司法实践中,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恣意性和混乱性。如在实践的案例中,关于履行费用的构成内容、过高参照对象等具体化认定问题及履行费用过高与关联制度的适用关系问题等,相关裁判或是未做必要阐释而直接得出认定结论,或是做出迥异的认定处理。以上内容表明,如何规范化适用履行费用过高仍是一项需做具体探究的论题。在对学界讨论及实践适用整理的基础上,前述论题大致可分拆成适用前提、外部关联及具体化认定等三个面向上的具体适用问题。在适用前提方面,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须限于非金钱债务类型,并应预先检视债务人允诺以及应限制合同典型风险的排除效果。在外部关联方面,履行费用过高与情势变更制度及违约方司法解除制度的适用关系,应在厘清差异的基础上处理可能的制度竞合,且竞合时应优先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或违约方司法解除制度。在具体化认定方面,履行费用过高的具体化认定可分成履行费用、过高的参照对象及过高三个部分的解释与认定。其中,履行费用应具有整体性、债务人负担性及必要性,应考虑债务人的时间支出而不应考虑其精神性负累,且有条件地纳入机会成本。过高的参照对象应为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履行费用之过高的判定可采用动态体系论。以合同信守原则与经济效率原则为原理要素,并以合同关系中的依赖程度与债务人的过错程度为前者的因子要素,以费用与利益间的数值比例与社会效率提升度为后者的因子要素。基础评价为履行费用超过履行利益的30%。而原则性示例则是根据个案突显的其他因子要素正向或反向调整基础评价中的数值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