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我国与生育有关的事项传统上主要由《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公法规定,实际中公民生育权益受到平等民事主体侵犯时,却存在法院判决无法可依的状况。不论是从法理上、立法上,还是司法判决上来说,生育权都是民法上的权利,属于人格权的一种,可被定义成任何一个自然人都享有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生育以及采取何种生育方式的权利。目前我国生育侵权案件地域分布广,案件数量收受到人们思想水平与国家政策影响,案件上诉率较高,绝大多数为民事案件。生育权侵权案件可分为夫妻间侵害生育权、医疗机构侵害生育权以及交通事故侵害生育权三类案件,它们的构成要件存在细微差别。夫妻间侵害生育权的形式呈现多样化表现,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责任承担方式主要为离婚损害赔偿,这使得不愿离婚者的生育权得不到救济,在此方面可以尝试构建婚内赔偿制度。医疗机构侵害生育权中存在举证缓和机制不足,法院判决过于依赖鉴定意见等问题,需要完善与健全有关的制度。不当出生案件与医疗机构侵权一样都是由于医疗机构的过失导致权利主体的生育权受到侵害,但不当出生的过失内容、损害内容和因果关系的认定都与医疗机构侵害生育权不同。不当出生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婴儿父母,法院所要认定的因果关系,应为医生的过失行为与孕妇堕胎机会利益丧失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不当出生损害赔偿制度较为混乱,应早日明确赔偿范围与赔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