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是影响新诗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新诗而言,从晚清到五四的媒介变革与受众变革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促进了新诗的流布,构成了这一文体成立的媒介基础。清末民初教育制度的改革则为新诗培养了读者群体,以新式学生为主的受众群构成了新诗成立的社会基础。在具体的传播中,《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均为早期新诗提供了传播的平台。依托于这一开放的传播场域,新诗的理论探索、创作实践渐趋完善,具有相同理念的杂志也构成了刊际互动的关系,营造了新诗传播-接受的社会氛围。相较于刊物而言,新诗集的编撰、发行能使读者更全面地感受到新诗创作的整体风貌,也为新诗的阅读、保存提供了便利。经由诗集的编撰,新诗逐步进入了“经典化”的进程。而新诗集序的言说、新诗选本的阐释,则提升了公众对新诗的接受度,并为读者提供了阅读新诗的门径。新诗的传播与流布,离不开传播主体的策略化运作。当新诗结集、出版时,作品也获得了商品属性。报业、出版业、书局等外部商业体系均参与到了新诗传播的进程中,一系列与“销售”相适应的出版、运营策略也随之推出,较为常见的商业传播策略便是“新诗广告”的刊登。新诗广告的宣传、推广,蕴含着独特的商业运作逻辑。新诗出版商往往选择为多种新诗产品设置广告合集,将同类作品“打包出售”;在广告语的设计上,也注重将新诗的文本内容与商品价值相融汇。通过新诗广告的推广,文学与商业呈现出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此外,早期新诗的创作也具有“传播”层面的考量。体现在内容上,便是浅明的义理与具体的图景;在形式上则为易于吟诵、便于传播的歌谣体形式。这种独特的文本内容与形式,既与新诗人的文化理想、文体探索相关,也与传播策略的运作相联。传播不仅发表了新诗,也“发明”了新诗。在现代传播媒介的参与中,新诗产生了不同于古典诗歌的品格。一方面,现代传播媒介改变了新诗的功能,使其由用于酬和的应用之文转向自律性的美术之文;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使新诗面向公众言说,创作主体在诗歌中得到了彰显。新诗在现代传播媒介的参与中,生成了新的文体功能与表意方式,“传播”也扩张了新诗的影响力,使其参与到了社会文化的构建中。除此之外,传播带来的大众化、传媒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给新诗带来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