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年来我国城市收缩演化的重要地区和类型之一,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全新现象,也成为大都市区城乡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诞生于西方国家的城市收缩概念体系并不完全对应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当下有关城市收缩研究体系的建构中,有必要同步构建具有中国城镇化发展特色的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研究框架。其中,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内涵、特征及其实情表征的系统识别是首要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与难点。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大都市区的发展,局部的调整收缩为区域要素集聚优化、产业转型升级和空间紧凑化重构创造了机会、腾出了空间。但不可否认与忽视的是,部分小城镇收缩也造成了局部地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化,其负面影响甚至导致部分程度上的功能塌陷,也阻滞了部分小城镇区域要素的畅通流动,并伴随着闲置资源浪费等问题。在既有城市收缩研究中,很少对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这样一类复杂性问题的系统关注,也缺乏对其进行内涵与表征的系统识别研究。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量化技术手段对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进行系统识别,科学表述其收缩格局与要素流动趋势与规律,进而转化为指导区域城镇化的人口迁移与重组、城镇体系优化构建,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的重要依据,是可能影响大都市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对推动大都市区城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围绕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的识别与应对问题,开展对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的表现与内涵、识别方案、特征解析、成因解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应对策略研究。（1）文章首先归纳总结了我国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的表现与内涵。基于大量实地调查与数据整理发现,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在人口维度上表征为常住人口总量减少、人口结构老妇幼化;经济维度上表征为经营困难企业增多,商贸交易活力降低;用地维度上表征为生产空间废弃增多、生活空间闲置增多。结合与其他收缩类型的比较,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具有内容的复杂动态内涵以及关系的群体结构内涵:收缩包含人口、经济与用地三个“内容维度”以及小城镇镇域、镇区两个“空间尺度”,表现为动态持续的资源要素流出行为,具有群体性集聚倾向与多方面的竞争与合作特性。收缩会产生促进区域小城镇精细化职能分工的正向效应,以及导致个体小城镇缺乏持续成长动力的负向效应。（2）文章的第二部分制定了多方法结合的小城镇收缩量化识别方案。论文以适用于反映大都市区小城镇发展状况的多维可靠数据及其量度可行性为原则,选取基于政府统计数据的相关指标测算方法、基于夜光遥感数据的地理景观分析方法、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地理空间计量方法进行识别。在三个方法对收缩识别的应用中,制定以相关指标测算方法下的镇域、镇区人口收缩为基础识别结果,地理景观分析方法下的镇域、镇区综合收缩为辅助识别结果,地理空间计量方法作为检验手段的识别方案。其中在小城镇镇域层面,是将相关指标测算方法与地理景观分析方法的镇域收缩识别结果取交集;在小城镇镇区层面,是将地理空间计量方法检验后的相关指标测算方法与地理景观分析方法的镇区收缩识别结果取并集。（3）文章的第三部分解析了武汉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的整体特征。识别结果显示,2014-2019年武汉大都市区共计203个小城镇中,有49个小城镇镇域呈现收缩,占小城镇总量的24.14%;51个小城镇镇区呈现收缩,占总量的25.12%。呈现收缩的小城镇具有边缘性特征,即集中在大都市区西南、东南部的边缘地区;并具有显著的连片式空间集聚性特征（形成五个小城镇收缩集中片区）,这些片区以“楔状”嵌入到由增长类小城镇连绵形成的“指缝”中。区别于其他城市收缩类型,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是区域协调化与差异化发展下的非均衡收缩;也是中心城市虹吸作用下的小城镇被动依附收缩。结合镇域-镇区发展的耦合关系,可以将这些收缩型小城镇归并为衰退型、调整型和提升型三种类型:衰退型小城镇收缩属于城乡整体不可逆的主动性全面收缩,收缩是其必然趋势;调整型小城镇收缩属于面临发展困境所做出的临时性收缩,收缩是其发展机遇与力量集聚所需;提升型小城镇收缩实质为就近城镇化过程的良性收缩,收缩是其整体性的新陈代谢与主动性的除旧布新行为。（4）文章的第四部分解释了武汉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的成因。根据相关理论,收缩是小城镇在大都市区内部博弈中所做出的“退出”策略,也是资源要素选择性流动与优化配置带来的小城镇分化发展结果,发展权限的差异分配与个体适应促成了小城镇的非均衡收缩,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是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理论解释的启示在于收缩是小城镇个体适应区域环境的行为与结果。基于此,在区域环境层面,通过发展权的区域化战略安排影响小城镇的收缩内涵与节奏。其中,经济产业因素通过区域产业的发展类型与分布结构影响小城镇收缩;空间格局因素通过与区域发展轴和核心增长极的关系影响小城镇收缩;功能活力因素通过区域经济与社会功能活力营造的外部氛围影响小城镇收缩。在收缩型小城镇个体层面,依据对区域发展权的自我适应而诱发收缩态势与收缩结果。其中,资源枯竭、约束限制与边缘忽略因素的综合作用诱发衰退型小城镇收缩;产业调整、社会调整因素诱发调整型小城镇收缩;功能复合、规模集聚因素诱发提升型小城镇收缩。（5）文章的第五部分提出了面对武汉大都市区小城镇收缩的规划应对策略,以强化收缩积极效应、消解收缩不利影响。从大都市区全域层面来看,经济产业上,构建并培育适应于大都市区小城镇的未来型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分工、协作与联动,依托区域产业发展廊道谋划小城镇产业集群。空间格局上,在适度扶持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收缩型小城镇、促进区域发展廊道的延续与畅通的基础上,构建大都市区全域小城镇非均衡发展城镇体系格局,引导小城镇差异化协调共进、科学发展。功能活力上,借势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与现代物流技术,加速小城镇资源要素网络化流动;搭建大都市区小城镇发展联盟,促进小城镇关系全面竞合;设立乡村社区发展公司,提升小城镇综合发展能力。从收缩型小城镇个体层面来看,提升型收缩小城镇要巩固良性收缩,实施提升扩容——强化镇区建设、放大镇区的规模集聚效应,加速农民就近城镇化;产业发展扩量提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人口的吸纳与承载能力。调整型收缩小城镇要以收缩为机遇,实施转型升级——转变增长发展价值取向,土地集约利用,厘清要素并腾退与置换;全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活化闲置、废弃的生活与产业空间。衰退型收缩小城镇要顺应收缩态势,实施精明收缩——鼓励资源要素继续外流,积极全面开展空间资源减量化与集约化;适度缩减镇区规模并实施紧凑化与精致化改造,建设特色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