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女性一直是一个历史的盲点。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进步思潮传入中国,中国女性问题也随之浮出历史地表,开始了女性的觉醒。在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背景下,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相较前“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实践,“五四”之后的女性解放思想逐渐成熟,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们遵循着“男女平权”的基本理念为女性发声,在此基础上,胡适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从而超越贤妻良母范式获得“自立精神”。鲁迅又进一步提出“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探索女性经济的解放。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代表人物,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周作人不仅关心妇女问题,更是在探索中国女性出路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女性本位”问题,提出一条“女性个体的解放”的道路,将女子性的解放置于与经济解放同等重要的地位。周作人独特的女性思想生成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是近代西方思想中性心理学理论对他的影响。在弗洛伊德与霭理斯两位性学研究者的时代,西方性学发展到了性心理学阶段。周作人结合中国女性问题的实际状况,汲取了西方性心理学中科学理性的成分形成并发展完善自己的女性思想。由于弗洛伊德与霭理斯在对性本质的认识上的根本分歧,他们对身心关系、性和文明的关系以及妇女观有着巨大差异。对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周作人经历了由最初选择性地吸收到后来摒弃的过程。在信服并充分发挥霭理斯性心理学的过程中,周作人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女性为本位的女性思想,并建立起自己具有科学理性的新性道德观,反对“不净观”而提倡“净观”,并在此基础上主张个人性生活的自由,提出立足现实的解决办法。而周作人对霭理斯的选择最突出的原因莫过于他们身上所共有的叛徒与隐士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