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名词词组分类中的照应语(anaphor)指不能独立指称,必须回指某个主目语(argument)的词语,汉语反身代词“自己”就属于这类词语。汉语中的“自己”在分布和指称上与英语等西方语言中的反身代词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成为国际理论语言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汉语“自己”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可以接受长距离约束(long-distance binding),似乎在寻求先行语(antecedent)时不受什么句法限制(Xu 1993);在寻求先行语时还表现出英语反身代词回指时所不具有的主语倾向性(subject orientation);“自己”在进行长距离约束时存在阻断效应(blocking effect)。很多学者将这三种特征归结为句法特征,认为可以用纯句法理论来解释。除此之外,“自己”在用法和分布位置上也表现出其独特性,如“自己”的强调用法,泛指用法,以及出现在主语、宾语、定语等位置。鉴于“自己”一词复杂的特征,国内外许多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用各种理论对其进行过研究,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语言学家(Wang&Stilling 1984,Manzinin&Wexler 1987,Battistella1989,Progovac 1992,Tang 1992等)在乔姆斯基的管辖与约束理论框架内试图寻求一种纯句法的解释,但都不能充分说明汉语“自己”一词的特征,因为事实证明“自己”一词确实存在许多无法用句法解释的特征。于是有人(Hellan 1988,Xu 1993,Pan 1997,Chen 1992,Huang1991等)尝试通过语篇、语义和语用来解决以上问题,但因其理论缺乏说服力,最终也未能详尽地剖析“自己”。为此,我国许多研究者结合Reinhart&Reuland(1993),Pollard&Sag(1994)和Xue et al.(1994)的综合句法和非句法的角度对反身代词进行研究的方法分析汉语“自己”,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认为句法和非句法两种因素都对解释“自己”的特征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去研究才有可能找到解释“自己”的正确答案。汉语语法有一条总的法则允许反身代词“自己”与它所在的各从句的主语共指,且不违反乔氏的约束原则,而非句法(语用、语义和语篇)的因素同时也在影响着这一法则,所以非句法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当我们在句法理论中找不到对“自己”的合理解释时,就会在非句法的因素中寻找原因。于是汉语反身代词“自己”应分为两类:句法性反身代词“自己”(syntactic reflexive ziji)和非句法性反身代词“自己”(non-syntactic reflexive ziji)。那些表现出上述三种特征(即受长距离约束、主语倾向性和阻断效应)或者隐性地呈现出这些特征的“自己”是句法性反身代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的是非句法性反身代词。本文用特征核查方法(the feature checking approach)对句法性反身代词特征进行研究。基于Reinhart和Reuland研究中的可取之处,我们认为在一个核查域内,反身代词“自己”在本句的述谓结构中核查其形式特征,若与本句主语的特征一致,则可进入到上一层述谓结构中进一步核查其形式特征,若与本句主语的特征不一致,则“自己”与上一层主语的核查受阻。特征核查理论还对汉语“把”字句和“被”字句中的“自己”进行了比较满意的解释。非句法性反身代词的解释则涉及到语内传递现象(logophoricity)。语内传递概念是由话语中的三个更为基本的初始角色交互作用形成的。这三个初始角色是:“来源”(Resource)、“自我”(Self)与“基点度”(Pivot)。“来源”是指话语的发出者或话语交际中的行为者;“自我”指话语中心理状态及意识描述的对象;“基点度”是指示的中心,是一个物理意义上使用的术语:“如果某人以玛丽为基点度进行叙述,那么那人便被认为是站在玛丽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