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改革作为规范央地间财权与事权分配的重要改革,实则“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这种向上集中财力以供调剂的现象也出现在省以下政府间,部分省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中央对省的财政管理体制,导致市、县财力相对上移,财政矛盾相对下移,多级政府间垂直财政不平衡问题开始凸显。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垂直财政不平衡与传统的垂直财政缺口又存在怎样的关系?省市级政府间财政失衡程度有多大?本文试图从垂直财政失衡的角度切入,用适当的方法测度我国市级垂直财政不平衡水平,并剖析其特征变化,这将为学者测度和研究我国市级垂直财政不平衡提供方法参考和数据支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垂直财政不平衡概念和测度的核心理论,结合我国多级政府财政架构的典型事实,首先,将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的概念应界定如下:在中国已有财政体制安排下,每一层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收入与财政自主支出相等则处于垂直财政平衡状态;否则处于垂直财政不平衡状态。其次,采用Hunter（1974）和Luc Eyraud and Lusine Lusinyan（2013）两种测度方法构造三个垂直财政不平衡系数用于测度市级垂直财政不平衡水平,分别是CVI、VFI1和VFI2。测度结果显示,CVI最大,其次是VFI2,VFI1最小。通过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发现:在时间趋势上,1994-2009年,我国市级政府垂直财政不平衡程度逐渐增大,但是增大的幅度很小,主要体现在三个测度指标数值波浪式的变化。分税制改革和所得税改革两次重大财政改革之后,地级市的收支权力配置大致趋于稳定,对垂直财政不平衡影响较小。东部地区垂直财政不平衡度总是“徘徊”于某一数值;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不平衡度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在三个地区中,1994年2002年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拐点。在地区差异上,垂直财政不平衡水平方面,我国地级市政府呈现显著的东、中、西层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最高,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垂直财政不平衡的稳定性方面,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对于稳定乃至缓解垂直财政不平衡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绝大部分的财政支出需要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自主度较差,不仅无法稳定甚至还加重了垂直财政不平衡水平。最后,对于平衡省市间财政关系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因地制宜,各省级政府应制定更合理的省市间税收分成制度;二是权责清晰,明确省以下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分担比例;三是优化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构,扩大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四是细化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缩小专项转移支付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