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权保障视角而言,互联网治理的困境在于：如何协调保障存在相互冲突的人权或公共利益?即对于存在冲突的权利或公共利益双方,如何确定对冲突一方保护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对冲突另一方限制的范围和程度?为了促进互联网治理工作对人权或公共利益的协调保障,主要采取三种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以三类典型互联网社会问题为分析对象(网络色情信息、网络暴力言论和网络失序政治参与),将互联网领域中的人权冲突划分为三类(标准型人权冲突、政策型人权冲突、手段型人权冲突),分析指导解决互联网领域人权冲突的价值基础,分析国际典型互联网治理政策的特点、适用条件、有效范围、局限性及可以改进之处,分析网络技术手段在制约和协助解决人权冲突时的作用。为了能够涵盖互联网领域人权冲突涉及到的主要人权和公共利益,选区以下具有典型性、普遍性的三类互联网社会应用问题作为分析对象：第一,网络色情信息泛滥问题,解决“表达自由、信息自由”与“未成年人权利、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第二,网络暴力言论问题,解决“表达自由、信息自由、隐私权”和“名誉权、不受歧视权”之间的冲突。第三,网络失序政治参与,解决“表达自由、信息自由、见解自由、隐私权”与“人身安全、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国际人权标准未能严格精确地规定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限度,当需要协调保障处于冲突状态的权利或公共利益时,需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基础指导对权利或公共利益的权衡取舍。指导解决人权与公共利益之间冲突的两种流行视角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体价值视角和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客观利益视角。指导解决人权间冲突的主要思路包括区分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为人权排序,划分人权的核心与边缘,人权间的平衡与妥协。上述指导框架均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而主体间性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作为一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主体,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达成的主体间共识。人权依赖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不可能绝对地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人权冲突的存在为社会进一步认识人权的价值,探寻关于人权的共识提供了契机。解决人权冲突的方案不可能是普遍一致的,每一种方案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范围和发挥作用的条件。针对互联网社会应用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了具有各自特点的政策工具。第一,针对网络色情信息。美国更为重视对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保护,采取“放任政策”。而在宗教和传统文化影响力较强的国家,如伊斯兰教国家和儒家文化传统较强的亚洲国家,更为注重保障公共道德和未成年人上网健康,采取“全面禁止政策”。欧盟国家则采取了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政策：仅限制儿童情色信息传播。第二,针对网络暴力言论,美国放任种族主义的网络传播,互联网服务商享有更多不受干涉的自由。欧盟国家由于历史经历,对网络仇恨采取严格限制政策,且就互联网服务商责任引入“告知与删除”机制。韩国为遏制国内严重的网络暴力问题,率先实施“强制推行实名制”政策。第三,针对网络失序政治参与,英美国家较强的言论自由传统阻碍了依法规制的进程,缺乏法律支撑的紧急应对措施引起国际国内的批评。面临网络渗透和激进动员的严峻压力,一些国家制定了严苛的法规,但却失之于过度限制。信息屏蔽过滤技术,防止信息泄露的数据保护技术,互联网服务商的自我管理,网民的技术素养,具体政策的引入方式等因素作为技术手段都会影响处理互联网领域人权冲突的方式和效果。结合中国互联网领域人权冲突的特点,参照国际经验,从价值基础、政策工具和技术手段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现行处理方式的特点、有效性和局限,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