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了不容忽视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限制了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国制造2025》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工业发展,工业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绩效”,更要注重“环境绩效”的双赢。这意味着在工业增长中,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质量贡献尤为重要。在“引进来”政策的带动下,大量FDI流入了中国。有研究表明,外资流入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存在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绩效”而吸收高污染FDI,导致工业生产中环境污染排放加剧的情况。因此,为了使FDI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纵观目前的研究文献,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关系,但是他们多将FDI设定为控制变量,缺乏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相关研究仍集中于讨论单个国家（地区）FDI的情况,鲜有学者就不同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情况的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做创新:为了更深入地分析FDI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本文将FDI设定为核心解释变量,将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实证回归,并按本文梳理的影响机制对实证结果进行深入分析;鉴于不同来源地的FDI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来源地FDI流入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异质性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以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作为切入点,本文提出尝试做的拓展。随后梳理相关的理论内容,并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从总体层面和不同来源地层面展开现状分析。接着,在DEA的基础上,本文采用SBM-GML法测算了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技术进步为主要的增长动力源。接下来,文本总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下一部分,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研发投入、贸易依存度为解释变量,使用控制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研发投入强度均有利于提升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贸易依存度、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呈负相关。进一步地,本文选择了19个省级行政区域,将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分成4类（中国香港外商直接投资,亚洲新兴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欧洲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美国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发现来源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影响,来源于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不显著的正影响,其余二类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均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影响。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在原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做回归,结果显示,除了来源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滞后效应外,其余回归中的滞后项均不显著。对于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的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原来结果仍具有稳健性。最后,依据前文的分析总结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