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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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括而言,“故事”即后世在处理各项事务中参考依据的曾经的事例或典章制度。汉魏晋时期,“故事”作为以往各类大小事项的经验载体,在治国安邦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规范作用,其既是前事前制,又为礼法视野下的现时“礼法”规则,属于现代意义上广义的“法”。不同于以往学者以汉魏晋“故事”静态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全文以礼法体制理论为出发点,从汉魏晋“故事”的形成、具体适用及整编演化等动态面切入,对之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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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括而言,“故事”即后世在处理各项事务中参考依据的曾经的事例或典章制度。汉魏晋时期,“故事”作为以往各类大小事项的经验载体,在治国安邦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规范作用,其既是前事前制,又为礼法视野下的现时“礼法”规则,属于现代意义上广义的“法”。不同于以往学者以汉魏晋“故事”静态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全文以礼法体制理论为出发点,从汉魏晋“故事”的形成、具体适用及整编演化等动态面切入,对之进行了活动的、功能的进一步考察。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简单讨论了为什么采取礼法视野、汉魏晋“故事”之形成、何为汉魏晋“故事”的“动态研究”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节先破后立,在明确以律令体制理论研究汉魏晋“故事”的缺陷后,引入形式内容结构完整、思想底蕴丰富的礼法体制理论,将“故事”纳入“礼法”规则,突出以礼法视野研究汉魏晋“故事”的必要性。第二节将汉魏晋“故事”细分为惯习性、个事先例性、文书档案性“故事”三类,逐一讨论它们的形成,点明其最初的不成文法性质与形成伊始时便颇具权变的色彩。第三节基于汉魏晋“故事”形成研究的结论,初步明确“故事”多法效“后王”,与时转,与事宜,富有法家采礼制法近己、易行的特点,其适用不能纯归于尚因循,同时,根据如上特性将“动态研究”的主体界定为“故事”个案化的动态适用考察。第二部分即二、三、四章,为汉魏晋“故事”的动态适用研究。第二、三章聚焦于汉魏晋“故事”尚因循或崇改制、与经传之关系两大问题,依据礼法体系的功能分类,于个案中考察了“故事”在论证政治合法性、规范王朝内部秩序过程中的适用情况。第四章总结评述得出如下结论:1、汉魏晋“故事”在适用中有着因循又改制的两面性,其给予了制度变革更大的空间,不能以尚因循独论,同时,如上两面性虽是君臣在治国理政有经有权的体现但亦加剧了“故事”的适用混乱。2、汉魏晋“故事”集理性、务实、功利与遵奉人主“至尊之义”为一体,有着突出的法家底蕴,其本与代表着“古者”与“先王之制”的经传截然相离,在历史流变中虽渐与儒家经传融合但始终未完全褪去底色,故在适用时有时服膺于经传,有时仍突破经传,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故事”与经传的不确定关系是礼法体系“礼义”精神整体中儒、法叠加式调和的表象。第三部分为第五章,主要讨论了汉魏晋“故事”经整编所完成的动态演化。在混乱的消除中、散佚的回复中、法典的完善中、记事记言的具存中,汉魏晋“故事”或被整理入典,或被编纂成集,大体完成了从不成文法向成文法的动态演化。部分故事集与入典之“故事”有着明显的典章制度“法”属性,其余记事记言性故事集虽仍有取法参考之指引作用,但“史”的色彩更加浓厚。从制度层面看,汉魏晋“故事”的整编既解决了其自身内部的冲突,也使得礼法体系的法典主体在“制定法运动”中更为全面、周圆;从思想层面看,汉魏晋“故事”的整编将其背后的法家底蕴深深地“埋”入了礼法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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