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如今，中国经济历经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引发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问题。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美丽中国”纳入十三五规划之中。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社会道德，更重要的它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政策导向，重要的战略部署。企业既是环境污染源的制造者，也是自然资源主要的开采人。而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仍主要靠政府去解决、维护，这无疑加重了政府部门的财政负担，也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市场机制促使企业将环境成本负外部性内部化，真正做到“谁污染、谁治理”，达到企业自愿履行环境责任的目的，能够真正从根源解决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公众通过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了解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且环境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股权资本成本高的问题，但披露质量的高低无法真正说明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程度。而环保投资决策作为环境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能够真正地体现企业为环境活动投入了多少资金，是污染物排放、资源消耗成本的减项，因此从环保投资的视角研究企业环境责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选择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切入点，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环保投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首先，本文回顾并梳理了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此外，又基于本文的研究变量与理念，阐述本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为研究假设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本文从事后、事前两个角度阐述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股权资本成本估值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筛选，并最终选择出三类事前股权资本成本模型做进一步比较。第一，以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测算三种模型下的股权资本成本，并对其进行比较；第二，对所估算的资本成本进行相关系数的分析；第三，依据公司内部的风险代理变量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效果，以不同计算方式得出的股权资本成本与各个风险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根据统计分析结果与样本特性，最终选择PEG模型作为本文股权资本成本的估值模型。　　最后，在实证分析内容中，本文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验证环境管制的调节效应，行业环境管制能增强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将地区环境管制分为环境立法管制与环境执法管制，发现环境立法管制减弱企业环保投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负向影响；环境执法管制可以加强二者的负相关关系；环境执法管制能够显著增强地区环境立法管制的效果，使得环境立法管制的减弱调节得到改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环境管制机制，逐步制定与立法进程一致的执法条例，从而刺激企业为降低股权资本成本自愿加大环保投资，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