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分为八章。前两章分析《左传》的辞格运用情况;第三章展示《左传》词语锤炼的功力;第四章评价《左传》各种句式的选择;第五章侧重于《左传》篇章布局的安排;第六章着力于《左传》独特风格的探讨;第七章总结了《左传》文本中蕴含的修辞意识以及所体现的修辞理论;最后一章概括《左传》修辞在汉语修辞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在辞格运用方面,《左传》引用方式既体现于高雅的引《诗》、赋《诗》活动中,也表现在通俗的童谣、时谚的整理收集上,明显带有雅俗共赏的性质,亦开后世用典之先河。就引用的文辞而言,具有首尾综包,自加韵语以及变易文字等特点。书中不少形象贴切的比喻,保留于现代汉语成语中,如室如悬磬、人心如面、如获石田、宾至如归、从善如流、冬日之日、夏日之日、美疢药石、封豕长蛇等。其作比的方式之一:“有如/有若+名词结构”,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加之夸张、避讳、婉转、反语,排比、对偶、顶真、互文、对比,借代、双关、比拟、仿词、通感、象征以及绝语、用歧、序换、异称、假说等一系列修辞格的使用,进一步增强了《左传》艺术方面的魅力。《左传》作者对语言的有效运用还体现在动词性、名词性、代词性同义词的选择和使用上。尤其是以大量的人物谦称、敬称代替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在表达方面显得尤为客气和谦恭。反映出上古称谓特点的同时,体现了修辞方面的重要特色。同时大量同义词、反义词的连用现象,既起到协调音节、强化概念的修辞作用,也对双音节词汇的构词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书中同义词、反义词的对用,则既产生了对比的效果,也起到强调的作用。从语气的角度选择表示反问语气句式或者表示委婉语气句式以及从结构的角度,选用倒装结构、省略结构、被动结构以及其它一些具有形式标志的特殊结构句式,使得各种结构变换多样,表达更为形象自然。其中,反问句式能够加强语势,而委婉句式的选用,则是《左传》含蓄语言风格在句式方面的重要体现。至于倒装、省略、被动以及其它一些特殊结构的句式选择,尤使得文章富于变化,波澜壮阔。篇章布局的合理安排基于书中丰富多样的时间表达:表时间的词语,表时间的结构以及表时间的句子。而且预叙(“伏笔”的形式,“评论”的形式,“书信”的形式,“卜筮”的形式,“天象”的形式,“相面”的形式,“传闻”的形式以及“梦”的形式)、插叙(“传闻”的形式,“梦”的形式以及“史料”的形式)、追叙和补叙等各种叙事方式相辅而行,生动再现了二百四十二年间战争、外交等历史场面。其中小型战争多直承《经》文描述,而大型的战争则将重点放在战前的铺垫上。外交场面也是一样,着力于渲染气氛,制造声势。突出体现了该书叙事方面的特色:或文详于前而略于后,或文略于前而详于后,或事在后而发端于前,或文省于前而详于后,或文省于中而详于前后,或前分说后总括等。昭令、颂赞、盟誓、铭箴、祝祷、哀诔、书记、辞赋等各种文体形式,其真实的感情,出彩的语言都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左传》始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为谕告之原始。而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作为檄文的代表,其后秦作诅楚文,仿效此书。襄公十九年臧武仲对季孙的一段话,则反复论证并指出铭文的内容要求。此外,文公十七年的“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与书”二字,始见于此,是现存最早的书信。书中典雅含蓄、简洁生动的语言风格,也为后世创作树立了典范。书中不少富有特色的言语已凝固化为成语,至今活跃于人们的书面和口头表达之中。《左传》一书修辞方面的理论,涉及对言语表达作用的看法,对言语表现形式的态度,对人物言语表达的客观评价以及对《春秋》写作风格的形象阐释等诸多方面。其中“言,身之文也”(僖公二十四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诗以言志”(襄公二十七年)等著名修辞理论虽没有形成完整的学说体系,却不乏理论的光彩,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该书作者在解《经》、传《经》过程中蕴含的鲜明立场,遣词用句过程中习用的表达方式以及对言语表达效果的其它辅助形式的看法,都是其修辞意识的体现和实践。其中,极其形象的解《经》之语,既可谓极佳的注《经》材料,又可以说开后世评点文字之先河。《左传》以其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从历史内容和创作形式两方面影响着后世创作。而其丰富多样的辞格变换,颇具功力的词语锤炼,富于变换的句式选择,独具匠心的篇章布局,简洁含蓄的语言风格,见解深刻的修辞观点,都成为后世模拟和学习的典范,使其在汉语修辞学史上占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