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依托丰富的廉价劳动力、采用持续高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持续高速经济增长,1978-2010年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0%。而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由2010年的74.34%下降到2016年的72.18%,且老龄化人口逐年递增,由2010年的8.25%上升到2016年的10.12%;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一系列高投资呈现“资本报酬递减”,导致了全国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等消极后果。因此,在新形势下,单纯的依靠要素投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维持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来源。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总体的技术创新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要素在企业间、部门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水平。所以,就当前面临转型的中国而言,优化企业间、部门间资源配置状况,降低资源错配(Resource Misallocation)程度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重要动力。因此,本文从微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出发,基于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测算了中国资源错配程度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金融摩擦对企业间资源配置和金融发展对部门间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在微观层面上,本文重点考察了“4万亿”计划实施前后企业间资源配置状况;在中观层面上,着重探究了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各工业部门间的资源错配程度以及部门间资源错配程度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具体如下:第一,从微观层面出发,第三章主要在Heish&Kelnow(2009)所构建的资源错配模型的基础上,对部门内资源错配程度进行了进一步分解,并结合1998-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重新测算并分析了各部门资本错配、劳动错配和要素关联性资源配置的程度以及部门内资源错配对总体经济效率损失的影响。特别地,着重分析了“4万亿”计划实施前后的资源错配程度以及各部门内资源错配情况。其次,进一步分析了行业内资源错配程度与行业特征的关系,通过构建行业特征与“4万亿”计划实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重点考察了“4万亿”计划实施后行业特征变化引起的行业内资源错配程度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1)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当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达到效率最优水平,其总体经济效率至少会提高115%-156%。(2)在总体上,中国资源错配程度“先降低后上升”,在2008年“4万亿”计划实施后资源错配程度呈现一定幅度的上升。(3)各行业内资本错配、劳动错配程度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趋势,特别地,2008年“4万亿”计划实施后资本错配与劳动错配都逐渐升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占比越高、企业平均规模越小以及企业平均年龄越大的行业其资源错配程度也越高。第二,接下来继续从微观层面出发,在第四章测算并分析了借贷约束差异对企业资源再配置的影响程度,并深入探讨了企业所有制差异通过影响企业借贷约束差异从而扭曲了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状况。具体如下:首先在Gilchrist,Sim＆Zakrajsek(2013)和Heish&Klenow(2009)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借贷约束差异纳入到资源错配理论模型中,测算了企业所有制差异通过影响企业借贷约束进而导致资源错配程度。其次,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并分析了借贷约束差异引起的劳动要素扭曲系数、资本要素扭曲系数以及资源错配导致总体TFP损失程度。研究发现:(1)总体上,在1998-2013年间,如果消除了企业间借贷约束差异所导致的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和劳动扭曲)时,我国整体经济增长至少提高6.14%-17.52%,特别是“4万亿”计划后借贷约束差异导致资源错配程度增加幅度变大。(2)若所有企业不存在所有制性质导致的借贷成本差异,那么借贷约束差异导致总体的TFP损失程度将会降低0.334%-0.942%,虽然企业所有制差异导致TFP损失程度较小,但在“4万亿”计划实施后其损失程度逐年上升。(3)在样本区间内劳动错配与资本错配程度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即“先下降后上升”,该TFP损失程度在2008年到达最低,但是2009年以后两种错配程度大幅度升高。第三,从中观层面出发,第五章研究了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工业部门内部各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程度以及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地,首先在Hsieh&Klenow(2009)和Brandt,Tombe&Zhu(2013)理论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异质性多部门模型。其次,利用1980-2014年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数据,测算出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资源错配程度,并探析了中国工业部门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时期所呈现的资源错配的变迁状况。最后,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工业化中后期(2000-2010年间)资源错配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呈现出“高错配、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资源在部门间达到最优水平,整个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率至少提高21%-39%;(2)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资源错配所造成的工业部门产出缺口值虽在局部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但从总体上来说其缺口值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3)伴随工业化中期向后期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资源错配会降低经济增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经济增长负向作用不断加强。第四,接下来继续从中观层面出发,在第六章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工业部门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通过使一些对外部融资和技术依赖程度都相对较高的行业获取融资的途径增多、概率增加,将有助于减少资本要素在部门间流动时的摩擦阻力,从而优化了部门间资源错配状况。具体如下:首先,根据第五章构建的理论模型,结合1986-2015年间34个工业行业数据,测算出各行业间资源错配程度。其次,通过构建金融发展影响工业行业间资源错配程度的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 1986-2015年间金融发展对中国工业部门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发现:(1)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将会优化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配置状况,并且相对于外部依赖程度较低的行业,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需求程度越高的行业间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越大。(2)金融发展对重工业部门与轻工业部门资源错配状况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相对于轻工业部门,金融发展程度提高对垄断程度较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较高的重工业部门资源配置状况的优化作用更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了以下启示:首先,应当增强政府部门在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优化要素在企业间、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培养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次,政府部门应当优化服务,为企业资源自由配置提供保障。再次,应当降低金融部门的准入门槛,增加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最后,在加强金融创新,增加融资渠道,做好风险控制的同时,政府部门也需要加强金融监管,营造出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