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独白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诗歌形式，它在诗歌创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戏剧性独白在众多实践者有意识的创作中呈现出它不同的风格与魅力。在维多利亚时代，罗伯特·布朗宁，作为最杰出的戏剧性独白实践者，创作了许多被视为经典的戏剧性独白。现代派诗人，特别是艾略特，则致力于颠覆布朗宁的传统，对诗人与说话者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创作。批评家阿伦·森菲德在著作《戏剧性独白》(1977)中对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和庞德的戏剧性独白作分析之后揭示了戏剧性独白本质上的冗余性。此后几乎没有什么诗人执着地用戏剧性独白进行创作。戏剧性独白似乎已经发展到了尽头。 批评家格列尼斯·拜伦在其2003年的专著《戏剧性独白》中对戏剧性独白作了重新思考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这本专著中，拜伦对研究戏剧性独白的贡献在于他对继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戏剧性独白创作所作的梳理。拜伦认为戏剧性独自的创作在当代非但没有枯竭反而又显示出了活力。它或者保持自己在诗歌方面的独立性，或者与不同的艺术文学形式特别是媒体相融合，已演变成一种大众化的诗歌形式。当代的戏剧性独白的创作者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独特的时代背景为戏剧性独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拜伦的论述对继续研究戏剧性独白特别是当代的戏剧性独白很有启发意义。 非常巧得是在当代英语诗坛，两位女诗人，来自英国的卡罗尔·安·达菲和来自美国的佛罗伦斯·爱·奥格华，坚持运用戏剧性独白进行创作，她们的作品为她们赢得了声誉。正如格兰尼斯·拜伦所说，历来戏剧性独白的研究只限于勃朗宁和艾略特这些经典的男性大家，而要真正领略到这一诗歌形式的魅力，女性诗人的作品绝不能不读。女性诗人用她们独特的视角表现她们对社会的思考。 在各自的创作中，卡罗尔·安·达菲和佛罗伦斯·爱·奥格华都自觉地对戏剧性独白这一传统诗歌体式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与创新。这种探索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诗歌技巧以及这种技巧所承载的思想内容。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同时联系社会背景来分析这两位女诗人最为重要的和最具代表性的诗作。 在诗歌技巧方面，达菲和爱着重于说话者一诗人这对关系的处理以及语言的运用。达菲经常故意打破诗人与说话者的界限，这种效果的达到往往是通过人称代词的模糊指称；而爱则有意划清与说话者的界限，这主要是通过使用一些有具体所指的时间，地点，人物名词或者直接在副标题属上“此乃虚构”字样。在语言的使用上，达菲秉袭了布朗宁的特点，喜欢使用口语化的表达，并将现时的语言与传统的诗歌语言相结合；而爱则更擅长散文体式的语言，叙述性元素则更加明显。这些不同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两人教育背景的不同所决定的。达菲在大学主修的是哲学，她一直对语言的运用很感兴趣，在诗歌中不断尝试不同的说话者声音便不足为奇。而爱曾经受教育于宗教学校。她在诗歌中表现出对暴力的更多的思考；而这种严肃的主题决定了她的说话者往往用一成不变的单调语气和她诗歌的叙述性色彩。 更重要的是，达菲和爱在诗歌中通过戏剧性独白的使用，使诗歌发挥了社会批评的作用。围绕这一主题达菲和爱主要表现两方面的思考：“自我呈现”和“交流的侧重”。由于戏剧性独白本身的特点即用第一人称的说话主体，作者在创作中享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又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诗人借用不同的面具表现自己对社会多方位的思考，包括性别、国家以及弱势群体。同时作为当代诗人，她们力图拉近诗歌与读者的距离，使得诗歌具有可读性与可欣赏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达非和爱都对戏剧性独白在表现力上作了一些创新。一方面，她们加强了戏剧性独白的“戏剧性”；另一方面，她们改变了传统的说话者一沉默的听者-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听者已衍化为形式而不具有真切的意义，继而说话者就直接与读者进行交流与沟通；此外，两位诗人还直接借用媒体所报道的人物、事件以及媒体语言进行创作。在当代社会，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其所体现的强势力量已侵入到社会各个角落。达菲和爱吸收为大众所熟悉的媒体信息，使得自己的素材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同时读者也易与诗人产生认识上的共鸣。达菲和爱都获得了多种诗歌奖项，但作为女性诗人，她们仍然遭受到世俗的偏见。达菲与“桂冠诗人”称号失之交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同性恋身份。而爱本身属于弱势种族，并且诗歌由于诗歌与小说相比表现出更多的晦涩阻碍了评论者与读者对诗人的注意。 本论文作为对她们的专门研究，因为资料缺乏，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但是基于国内对于当代女性诗人的研究还非常少，即便是初步的尝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此论文的写作主要基于两个目的：其一，研究戏剧性独白在当代的发展，加深对这一古老诗歌体式的理解；其二，研究当代女诗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自觉创作及其体现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