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论主要建立于对《末世视野的镜像“对照”——再论<传奇>》一文的批判与再论，并由此追寻张爱玲文学生涯所呈现的文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大意义。本文认为，作为现代中国大寓言的《传奇》的诞生，不仅关联到现代中国被“抗日”所遮蔽的“二战”反思问题，而且可以由此透析接踵而至的“文革”生成。从《传奇》到《秧歌》，正是张爱玲的文学连接起这两场民族大难之间看似断裂的精神线索。全文以“鲁迅的文学”为楔入点与主要线索，试图勾勒“张爱玲的文学”与“人的文学”终于形成逆转和映射关系的全过程。其中尤其展现出以《金锁记》为寓言性巅峰的《传奇》如何推动整个“人的文学”从起点《狂人日记》的“铁屋子”走向“没有光的所在”，从而完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点位移，——即，在中西文化相遇中真正流亡“异邦”，使“人的文学”成为“灵的文学”，或曰“罪的文学”，而《金锁记》的面世正是中国文学史上“赎罪文学”的真正诞生。《传奇》对现代中国言说之路也是生存之道的寓言核心则是“封锁”。因此，如果说冲破“封锁”，使现代中国由“无词的言语”走向“流言”的《传奇》，是被蒙蔽在由于中西文化非对等冲撞所形成的种种“文化”之下的历史声音而非普通写实作品，那么，《秧歌》同样如此，并因此远远超出“人的文学”中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所定义的“乡愁”式“乡土文学”的精神范畴，成为在中国魂“复活”意义上的“流亡”文学。由于本文是将“张爱玲的文学”置于以“鲁迅的文学”为精神最高峰的整个“人的文学”历史框架中来展开的，以求在三方的相互阐发、映照中，进一步打开易被视为“异数”的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并努力重现中国现代文学内在的历史肌理和历史心灵，所以，全文将涉及到以下几个重要的文学史课题：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关系、“新女性”与“人的文学”的关系、“抗战”中形成的“沦陷”／“大东亚”／“亚洲”概念问题、“上海”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狂人日记》与《金锁记》的内在历史关联所暴露的“文革”生成问题等。此外，由于“张学”六十年于两岸三地的曲折延续，行文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有关当代文化现象。全文的结论是：“张爱玲的文学”彻底打开了《鲁迅全集》，它生成于“人的文学”，但超越了“人的文学”。可以说，正是在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本质相遇中，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位真正在核心上形成精神传承的文学家，完成了作为“中国人”、“中国文学家”的身份，并且，因为他们的存在，照亮了整个“人的文学”，使之闪现出真正的精神光芒。“张爱玲的文学”的出现，意味着古老而苦难的中国第一次与“神”的真正相遇，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真正“参与世界的事业”提供了文学史架构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