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之一，他与夏目漱石、村上春树并称为“日本三大青春小说家”。太宰文学被称为“昭和文学的金字塔”、“永远的青春文学”。太宰治的人生也充满传奇的悲剧色彩，生命虽短，经历却丰富，其中他参加及脱离左翼运动的经历尤其值得瞩目。这不只是因为其“转向”的原因不甚明晰，还因为评论者们对此态度的褒贬不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太宰治的左翼运动经历及之后的“转向”不论对其人生还是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太宰治就读于弘前高中时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校内具有左翼倾向的文学团体也有一定联系。可以说那时的太宰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是抱有强烈兴趣的。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前后，太宰治开始投入到左翼政治运动中去，单就1930年上半年，即太宰治作为“纯粹的政治家”活动时期来说，他对左翼活动的参与和支持也是不能否定的。在1934年日本历史上左翼作家和参与者集体“转向”现象出现之前，太宰治就早早地在故乡青森警察局宣布脱离左翼运动。其“转向”与其他“转向者”不乏共通之处，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明治维新虽然引入西方思想文化、排斥旧有传统文化，但远不足以荡涤旧规陈习，封建主义的“家”文化仍根深蒂固；而面对西方思想的涌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未能充分咀嚼、受纳先进思想，当他们走入社会，面对独裁政府的迫害和封建传统势力的抑压时，就必然表现出软弱和妥协。同时也应看到太宰治的“转向”又具有特殊性，他决定脱离左翼运动主要不是由政府的迫害这种外在的压力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其独特的内在的因由造成的。第一，这是由太宰治本人独特的性格和思想特征所使然。太宰治年幼时就与父母关系疏离，与家里的乳母和佣人亲近，作为大地主之子，既有自傲之心也感到自卑，且无力逾越这种藩篱，所以在其思想意识中就形成了一种牺牲自己以推动革命发展的浪漫主义情怀，而他对革命和斗争的幻想终究要被现实击碎；第二，太宰治对“家”有着特别的依恋。他虽嫌弃家门豪劣，却也引以为傲，因与艺妓小山初代结婚而招致的“分家除籍”，被家人抛弃对他来说远比投身革命运动要重要得多。所以，表面上去青森警察局自首意味着太宰治的“转向”，而实际上真正的“转向”或许在几个月前或者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发酵及进展着。在战后，太宰治对左翼运动以及自己的“转向”的态度有了转变。从战后初期满怀希望、期待共产党的重建，到对社会现状和文坛风气的失望与愤怒，在这过程中他也从负罪感中解脱了出来，开始客观看待和评价当初的左翼运动与战后日共的重建。但是即使是在此时，他所批判的也只是一些共产党高层领导的个人行为和政治运动的瑕疵，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他还是颇为欣赏的。这一点，从开始接触左翼思想的时候起就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