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严复及其翻译研究热情始终不减。黄忠廉把严复翻译批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1996年以前,人们主要关注翻译的三个标准“信、达、雅”；1996年以后,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对严译不忠的原因及达旨术的研究。正是在第二个阶段,目的论、翻译的政治、操控理论等理论被引进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开始发掘和研究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多元景象。我们还可以根据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把严复翻译批评研究重新划分为三个阶段。语文学和结构主义译学范式把翻译批评囿于文本之内,从而忽略了对文本外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使翻译批评陷入了以翻译理论为基础的循环论证；解构主义译学范式虽然突出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为翻译批评带来了新的启示,但是其解构性与破坏性却使翻译批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为了使翻译批评摆脱循环、走出危机,就必须在翻译理论之外寻找批评的支点。吕俊主张建立以评价理论为基础的翻译批评学,评估作为价值客体的翻译产品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作为价值主体的译者实现自身发展并履行社会职责的内外两方面的需要。当年幼的严复与同伴一样希望能够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时,他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船政学堂学习期间,他首次接触西学,英伦留学的经历更是开阔了他的眼界。回国之后,面对洋务救国幻想的破灭以及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严复依然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施展救国的抱负,然而前后四次尝试均告失败。为了保种自强,严复发挥自己“中西兼通”的长处,首先选择了赫胥黎的名著Evolution and Ethics进行翻译介绍,希望能启迪思想,改变中国的现状。为了达旨,严复没有拘泥于原文,语言方面采用了古雅的先秦文体,翻译方面又采取了类似改写的翻译策略。结果《天演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影响之深之广也远远超出了严复的预期。在译例言中,严复对翻译中信达雅的讨论被认为是为建立系统译学理论所做的首次尝试,成为后世译学研究的起点。严复对前人的超越还在于在翻译的过程中,他除了从诸子百家那里借用现有的词语之外,他还创造了许多新词与原文中的术语对应。尽管有不少词语后来为新的术语取代,严复敢为第一的精神依然为人称颂。正是通过翻译《天演论》,严复成功的统一并满足了自己作为译者的内外需要。本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回顾了严复翻译批评研究,重点讨论学者对严复及《天演论》的研究态度及重心的变化；第二章对翻译批评做理论回顾,介绍了以价值哲学和评价论为理论的翻译批评；第三章对严复及其生平做了简要的记述,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中把握他作为译者的内部需要和外部需要；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尝试从评价论角度研究《天演论》与译者严复的外部和内部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第六章总结全文,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