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认识和理解组织决策的制定者如何做出选择。企业成长的行为选择与路径实际上是根植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制度合法性，是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由于新制度主义将组织的行为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比较资源基础观等战略管理理论强调组织内部资源与能力、而非组织及其代理人生存的环境及其互动和影响过程，其对解释企业的竞争优势、解释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具说服力。　　既有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较少涉及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存在结论复杂甚至因果关系不清晰的情况。因此，构建一个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影响模型，重视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反向影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测量变量，检验特定情境下的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关系，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围绕合法性提出的变量，很可能离不开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分析，因为只有与企业利益相关的群体才有可能对企业造成影响，这些群体是企业所处“由信念、信仰、准则和概念等要素社会性建构而成的系统”的参与者。而且，对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因素应考虑更多变量、将制度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模型做得更加细致。　　本研究从内、外部两方面来考虑企业的制度环境，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制度合法性提出了更为细分的变量，并考虑模仿机制提出关于其他企业示范的变量，以及结合电信运营企业实际而提出集团公司内部资源配置要求等变量。本研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定义，并针对电信行业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研究维度，构建了一个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绩效的影响模型，提出变量间的假设关系。随后，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的内容分析、获取二手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行业监管约束显著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且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发挥着中介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有着与政府部门传统的上下互动关系，同时制度因素通过改变企业的资源供给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演变。(2)客户、产业上下游、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要求，均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有显著影响，且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发挥着中介作用。(3)内部资源配置要求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显著，且是负相关。(4)企业规模、财务表现不一定显著影响电信运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结合电信行业实践，对合法性提出了更多的研究变量。(2)提出了合法性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中介变量。在本文通过数据验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行为是一个中介变量。(3)针对电信行业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测量标准和方法，从而丰富了合法性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行业层面的研究成果。(4)围绕着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对电信行业的组织场域与制度演化进行了分析。本文通过分析验证了关于组织场域研究的重要观点，以中国电信业的数据判断了场域相关者演变与制度演变的一致性。　　当然，囿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素养，研究工作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此，论文最后部分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在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