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学术和政治人物。经学和政治是他的生命关怀,其治经主《春秋》而宗《公羊》,主张“通经致用”。一生以“纵横家”自居,希望利用名公巨卿的影响,实行“帝王学说”。即使一时“纵横志不就”,但“慷慨志犹存”。而由于其政治思想的保守性以及个人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使得他的政治梦想最终破灭。其本人亦落个“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的悲剧结果。本文重点探讨王闿运的政治思想。从晚清变局和王闿运的生平活动及其著述起笔;以王闿运的经学思想与政治隐义为切入点,探讨其经学思想与政治主张之互动关系;将王闿运应对时代变局的内政思想、对外思想及其帝王学说作为三条主线,全面深入地分析其政治思想的内涵和倾向;最后,文章对其政治思想及影响进行了归纳、评价。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王闿运的经学思想与政治思想是互动的关系。他的经学思想反映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反过来,当时的局势又影响了他的经学价值取向。王闿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学派公羊学家,本着“经学以自治”的理念,积极利用经学研究为当时的现实政治服务。他治经独崇《春秋》,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圣人的拨乱之道,可以因应晚清纷乱的时局,并在笺注《春秋》时,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很隐微地寄予其中。王闿运经学思想的精髓在于一个“礼”字。他之所积极倡导“礼治”,是因为他认为“礼”才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根本大法,其功能在于对内而言以己正人,对外而言可以化导外夷,最终实现中外相安、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理想。经世主张是王闿运应对内政变局思想中的核心。作为积极用世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既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敌视太平天国运动,积极为镇压农民运动出谋划策;又对黎民百姓的民生艰困寄予了无限的同情。既痛陈封建制度的弊端、大胆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贪婪和残暴;又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自居,反对维新变法、新政、立宪和民主革命,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如此矛盾的思想倾向,源于对时局的观察和分析。在他眼中,晚清社会的世道浇漓、人心不古、追逐名利、道德沦丧,正是乱源所在,拨乱反正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必须用《春秋》中“礼”的精神来“自治”,社会才能和谐。对外思想是王闿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闿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公羊家的“夷夏之辨”思想,并以此观察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他因袭传统的华夷观,以行事、风俗、礼仪教化为标准来区分夷夏,认为当时西方国家尽管器物文明进步,依然缺乏礼乐文化,与古之夷狄无异;进而提出“防夷以自治为先”以及“化导外夷至于大同”的主张,构成王闿运应对外交变局思想的理论基础。正基于此,他认为中华文明优越于西方文化,声称自己“不喜言西”,排斥西方的一切新生事物,尤其对当时的洋务运动采取抵拒的态度。同时,又主张“严夷夏大防”,坚决抵抗西方列强侵略,体现了一种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帝王学说”是王闿运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和精神之所在。它是一种根据自己对天下政治大势的分析判断,物色、辅佐“非常之人”成“王”成“帝”的学说和方略。处在乱世尘烟中的王闿运,处于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和忧虑,怀抱“帝王学说”,希望改革弊政以救乱世,使现行政治走向他理想中的轨道,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和经世致用思想在其身上的集中体现,具有某种程度的可取之处。王闿运一生都在寻求实现“帝王之学”的机会,然而由于“帝王学说”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与封建性,尤其到了近代,成为了一门背时的学问,最终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总之,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的王闿运,其政治思想具有过渡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可谓新旧并存,色彩斑斓。尽管就整体而言,可谓属于“保守”范畴,似不足为观;然而也并非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绝不可简单地否定了之。客观地讲,王闿运的政治思想反映的正是晚清传统知识分子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的心路历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王闿运的政治思想,对于认识王闿运及其所处的那个大变动的过渡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