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始，中国思想文化大家庭中，陡然多出了一个新面孔。对新生事物的警惕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潮，虽然不象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时，伴有土地和利益方面的诉求，但其迥异于中国固有文化的特性，不能不给恰如一潭静水的中国思想界掀起一阵波澜。因为佛教毕竟要传播它的教义、教旨，毕竟要发展信徒，毕竟会影响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生活。面对如此亘古未遇的状况，作为中国主流思想的代表的儒士们，不能视而不见，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抖擞精神，仔细辨认这张新面孔。　　可以说，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历代儒士的共同使命。换言之，一种外来思潮，如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实现这一庄严使命构成威胁，那么儒士们便会竭尽全力去排斥去消灭之;相反，如果一种外来思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实现这一庄严使命有所帮助，那么儒士们便会精心呵护、认真吸收之。对中国儒士而言，佛教或许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在阅读中国儒士关于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的资料时，既能感受到儒士排佛拒佛的愤怒之心，又能分享到儒士容佛摄佛的喜悦之情。而中国儒士佛教观的双重性，在相当程度上预设了佛教在中国学术思想中的位置。　　有宋一代，是儒释道三学走至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儒士们对佛教的认识、理解与评价状况，颇为值得关注。因为儒士们对佛教常识的认识、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对佛教价值的评论，已处于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也许因为此，比较真实的佛儒关系才得以呈现在面前。李觏佛教观主要表现为在物质领域对佛教的批评，而对佛教的性命之说、教化功能却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张载开一代批佛新风，由“气本论”批评佛教的虚幻性，几乎给佛教予全面的否定。二程则进一步提升了批评佛教的义理色彩，由存在论、心性论、生死观、佛儒关系等角度对佛教展开了全方位的批评，其对佛教容受者极为有限。张九成是一位禅僧似的儒者，他一方面往来于禅林，与禅僧交流十分密切，对佛禅的觉悟也精深透彻;另一方面则对佛教在伦理领域与儒学的冲突也给予批评，而张九成心灵深处所系怀者是孔孟圣学。陆九渊在佛教认识、理解上又开辟一新气象。他否定长期以来视佛教为异端的陋见，认为佛教并非天生是异端，异端与否在于合“理”与否。陆九渊还由多个角度体现了其对佛教的独特看法。朱熹可以认为是宋代批评佛教的集大成者。由朱熹对佛教常识的把握、对佛教本体的解析，对佛教心性问题的探寻，对禅宗的评论和对佛儒关系的处理等方面，较系统地将朱熹关于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展示出来。朱熹基本上是一个排佛主义者。　　宋代儒士佛教观的研究，为回答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宋代儒士对佛教存在大面积的误读现象，这种误读不仅说明宋代儒士缺乏较高的佛教修养，也说明，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所谓“佛儒融合”是有自身特色的。宋代儒士对佛教的批判具有“以儒学为坐标”、“否定性”和“外在性”等特点，从而形成一种由宋代儒士改造了的“佛教”，其基本内容是:内圣与外王互补，伦格与理格合一，偏空与偏有协调。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与评价，在知识与态度两个层面决定着佛教在宋代学术中的存在状况。这种存在状况的具体表现是:佛教与宋代儒学从“体”到“用”都存在着密切关系;佛教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中的存在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佛教的中国化，不管是儒学化、心性化，还是伦理化，都与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