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进入了致力于消除相对贫困的后脱贫时代。在消除绝对贫困阶段,我国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式的扶贫模式,在关注到脱贫成果的同时,后期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日渐暴露:扶贫政策的边际效应出现下降趋势。各学者深入探究该问题背后的原因,认为没有充分发挥人脱贫能力的作用。因此,在后脱贫时代,我们应该重视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吸取经验,发挥内在脱贫能力的作用。本文致力于对脱贫能力的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发现教育投资、医疗保健投资、技能投资和交通通信投资都会影响脱贫能力。这些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单一变量衡量脱贫能力必然带来衡量偏差。为了克服这一弊端,本文利用主成分法将这四个因素整合成一个综合指标,并作为实证模型的解释变量——脱贫能力,并利用该指标深入探讨脱贫能力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200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2000年以来农村居民脱贫能力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作用机理和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以主成分法和熵值法构建的脱贫能力指数均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脱贫能力不断增长的同时,脱贫能力始终维持东高西低,中部地区居中的格局。西部地区不仅脱贫能力总体表现相对较差,其内部脱贫能力不均衡发展程度最为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西部地区的脱贫工作的顺序进行。近些年发展显示,东中部地区脱贫能力在增长中趋同明显,而西部地区的差距还依旧存在。从全国来看,脱贫能力的提高确实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加大对教育、技能培训、医疗、交通等投资力度能够帮助增强农村居民的脱贫能力,并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不同地域来看,东中西部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东中部地区的作用依旧显著,而西部则表现为不显著。结合公路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地区差异性,进一步解释脱贫能力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不利于东部地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对西部地区影响则为正,这说明在我国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情况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大于加大脱贫能力投资。因此,后扶贫时代,脱贫能力的提升对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投资并不是一刀切,针对像西部这种不发达地区,要先完善基础设施再加大脱贫能力投资,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扶贫投资政策,在后脱贫时代发挥投资的最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