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扩大规模、增强实力、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在我国，证券市场通过并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也进一步凸现出来，逐渐成为证券市场上的热点。并购与我国现阶段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国加入WTO，市场开放程度逐步提高，竞争也逐步增大，迫切需要最有效率的运用并购手段来解决我国企业规模相对小、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对公司并购的研究也显得滞后，可能导致并购结果有违其价值创造的初衷。因此，有必要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深入研究，揭露驱动公司并购价值产生的动力以及机制，以便及时指导我国的并购实践活动。　　本文从并购与企业业绩增长相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上市公司并购绩效。首先对公司并购相关理论进行深入考察，总结出并购动因理论有协同效应理论、价值低估理论、代理理论等，在此基础上分析并购动因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其次，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现状，分析我国特殊的“准并购”行为以及特殊的并购动因。再次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复杂、股权集中度高、非流通股比重大、高管持股比例低），企业并购的决定，并购后整合等都与股权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本文还对股权结构与公司并购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建立本文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最后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企业业绩指数对我国2001年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并且根据股权结构不同方面对样本公司划分，实证检验不同的股权结构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并购给企业经营业绩带来了巨大影响。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从整体看，业绩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如果按照国有股主导、法人股主导对样本公司进行划分研究，发现主导股权性质对并购绩效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是国有股主导还是法人股主导的公司并购后业绩都发生了明显的提升。该文也从股权的集中程度对并购绩效影响加以深刻地分析和论证，第一大股东持股率越高公司并购当年绩效变化越大，并购第二年的绩效变化则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没有显著关系。这说明第一大股东集中度越高，对公司的操纵程度越高，从而并购当年业绩上升显著，第二年业绩上升与股权集中度关系不显著。再次，在研究高管持股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时我们发现高管持股与并购后的业绩有倒U形关系，适当的高管持股比例有助于并购公司获得更多的业绩提升。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偏低，因此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对管理层人员有着更大的效用，并且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着更大的影响。　　基于对上述实证结论的深入分析和总结，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能否在并购中获得业绩增加提出了建议。首先，建立比较完善的并购市场，在该市场上无论是希望并购或是希望被并购的企业信息必须尽可能地披露。其次，逐步改变我国股权集中度尤其高的局面，尽量避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在我国逐步改变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报酬结构，使其自身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尽可能减少代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最后，并购重组立法和监管应以价值创造为中心，避免成为对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分配者。　　本文在进行并购绩效评价研究时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抓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与公司并购绩效存在的关系，尝试性地把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并购绩效结合，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即主导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等方面来剖析其与公司并购绩效的关系。此外，本文不是采用事件研究的方法对公司并购绩效研究，而是利用主成份法对并购活动引起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用企业业绩指数表示）的变化进行研究，并且在前人研究企业绩效指标的基础上引入了经济增加值(EVA)指标，进行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分析。该指标能真实地衡量公司的价值创造水平，能够体现并购是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本文在对样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时还发现反映公司业绩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盈利能力指标、企业变现能力的指标、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指标、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指标、企业的扩张能力指标上。但是由于诸多客观因素的存在，本文的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选用的数据是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而不是时间序列资料;未对不同行业内小样本进行研究，以探讨股权结构和公司并购绩效的关系是否受行业的影响等方面，希望以后能够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指导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