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率先部署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两项重点任务,要求各企业加强协同联合创新以解决各产业的“卡脖子”问题,将“自主创新”推上新的战略高度。同年4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0-2021年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进计划,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在名义上达到较高水准,但实际效果又由于不完全执行被弱化。在中国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的双重背景下,纳入中国省份和区域间的差异来探究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问题很有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中国省级层面研究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当地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测度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下文同）2008-2019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水平和变化情况,并且分析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机制,包括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再次,本文选取外国直接投资、研发支出占比、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水平等变量,利用2008-2019年中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分中国整体层面、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区域探究中介效应影响渠道,包括研发支出比例、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程度三种渠道。最后,给出结论和建议。结果表明,就中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存在滞后性和地区差异性。中国整体层面上,一省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当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和研发支出占比能显著促进各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对外开放程度则抑制其提高。人力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水平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则并不明显。细分渠道看,中介效应具体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和对于对外开放水平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一省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滞后一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非线性的“U”型关系。根据本文测算,东部各省均处于拐点左侧,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会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研发支出占比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对外开放水平和研发投入占比各渠道的中介效应均较小。中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滞后一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正向线性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源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表现为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对其表现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各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效应起主要作用,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反向,主要通过降低对外开放程度渠道。西部地区,该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省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在拐点附近,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重庆、四川、陕西、宁夏、广西各省的二者关系仍处于拐点左侧的正向促进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开放水平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中介效应看,其与直接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且较小,具体看,其能显著促进当地的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抑制当地的研发支出占比水平,但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