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姻研究的理论支撑，大多集中在结构与功能的传统框架之下，其总体特征是通过强调社会制度与社会整合，将对婚姻分析的重点置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上。这样的研究基点容易在结构和行动之间形成鸿沟。实际上，婚姻一方面是个体的行为选择，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是维持社会动态发展的社会设置。当下，我国广泛而深刻的制度转型，市场取向的轮廓已经日渐明晰。现存有关市场转型视野下的研究，针对宏观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主题较为丰富，而对结构与关系转型下各个阶层微观层面行动策略的研究较少。工人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变化重大而深刻，市场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工人阶层进行着重构。本文试图超越结构功能主义、资源理论和权力理论等传统工具，尝试借用布迪厄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市场转型为背景，以婚姻策略为切入点，以工人阶层为研究对象，解析工人婚姻行为选择的变迁逻辑。基于此，笔者界定并拓展了婚姻策略的内涵，将其概括为人们婚姻行为的选择安排，包括婚姻缔结、婚姻成本和婚姻维续等方面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它是人们使婚姻成为可能、走出困境或保持和谐的手段与智慧。婚姻策略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和权衡性，它是动态变化的，是性别秩序和家庭权力的显性特征，又是文化、制度与个人婚姻选择的互构，它是阶层传递和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它不仅包括工具理性计算的、有意识的、利己的婚姻选择，也不否认价值理性的、感性的、利他的选择安排。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权力结构，是个体对婚姻场域新变化的能动应对和解决之道。以婚姻策略为研究的落脚点，笔者主张将婚姻赋予实践意义，围绕着场域、惯习和资本三个核心概念，探究工人阶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场域、资本和惯习的变化所带来的婚姻策略的分化与变迁。这样的研究进路既回应了当今学界所主张的“将工人带回研究的中心”，也回应了阶级分析中“结构—状况—选择”的传统分析范式。通过对东北H市A企业进行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1957—1980年间的转型前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倡导及制度安排下，工人成为一个国家动员的符号，工人的行为策略体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本人成份的政治资本、家庭出身的自然资本凸显了工人阶层的优势。在“家国高度一体化”的场域关系下，工人的阶级身份与自然身份融为一体，其婚姻策略体现出“家国同构”的传统特征。1981—1992年间是转型的起步发展期，是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在单位制度下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的场域关系。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下，工人的单位认同成为其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其职业和生活融为一体，婚姻策略的单位惯习意味十足。单位制的形成吸纳了更多的女工，产生了对传统家庭父权制的冲击。工人通婚圈的单位化和同阶层性，以及择偶标准的单位化成为此时婚姻场域的显著特征，婚姻冲突找单位也是较为突出的策略选择。择偶标准的单位化讲求的是择偶上的职业匹配，这是同阶层择偶的细化。单位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和维续。1993—2001年间是转型的全面推进期，婚姻场域的策略选择呈现出浓厚的“泛市场化”色彩，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逐渐成为婚姻场域中日益重要的资本变量。直观地表现为自致能力的凸显和婚姻成本的上涨。在这样的场域关系下，大多数普通工人在婚姻支付中出现窘境，在婚姻选择中处于相对的劣势。这一时期，工人同阶层的婚姻逐渐式微，通婚圈在扩大。随着女性主义和消费文化的结盟，以利己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成了多数女工婚姻选择的出发点，试图突破阶层限制的“高攀婚”日益增多。男性工人作为总体资本水平偏低的社会群体，受到的婚姻挤压更为严峻。“高攀婚”的女工对家庭权力的让渡是维持婚姻稳定的重要策略，高学历女工低就婚的案例也存在，往往采取更加尊重丈夫的尊严以及经济独立权等多种策略，体现了转型推进期婚姻策略的多元与分化。2002年至今是改革的深化期，以市场化的竞争意识和契约理念为核心的场域关系再次改变了工人阶层的选择惯习。产业工人在整体资本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处在社会的中下层，阶层内部出现了较大差距。工人阶层内部因利益分化而碎片化，生存方式原子化。这一期间的婚姻场域关系被贴上了个体化原子化的标签，个体化的双重功能得以展现：“90后”工人在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和个体自主意识的双重牵引下，婚姻策略体现出传统婚姻观念的复归。择偶策略上对爱情和自我感受的重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个体化浪潮的积极影响。原子化危机下物欲的膨胀逐渐渗透和重构着工人的选择惯习。此间，工人离婚率的上扬同时体现了个体化原子化的负面功能。在国家、市场与传统三方力量的博弈中，国家的功能已大幅收缩，市场的作用大步向前，传统的力量虽全面后撤，但文化依赖的惯习仍在发生作用。夫妻权力平等化趋势日益彰显。家务分工均等化和家庭决策平权化成为工人寻求婚姻和谐的重要策略。总之，随着我国市场转型进程的深入，市场的要素从初见端倪到全面深入，彻底变革了工人婚姻场域的资本结构和选择惯习，工人的婚姻选择体现出由“家国同构”下的传统策略到单位制下的过渡和依附，再到改革全面推进时策略的分化，最后至全面市场化阶段的权衡策略。这是工人自身由“传统”到“现代”，由“国家人”到“市场人”的变迁。深受市场转型冲击的工人群体，其生产世界和生活世界在国家、市场与传统三方力量的交错中被解构重塑。从工人阶层出发，以主位的视角反思现阶段我国的婚姻状况，以建构日益和谐的婚姻关系和婚姻文化。对于工人阶层，在现阶段要有效减轻工人群体的弱势化，重新焕发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让各阶层之间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并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