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工业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发展进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物质主义主导的新模式。与此同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紧张，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发展失衡、公平正义缺失，在自然层面表现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在全球层面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价值剥削和生态剥削。生态危机以及由生态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呼唤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出场，因此，梳理和呈现马克思生态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文本分析入手开展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没有写作过有关生态问题的专门著作，但是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具有生态维度。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建构提供如下理论资源:第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马克思生态思想提供了起始范畴，马克思从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角度界定共产主义，并对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展开了初步探索，这贯穿马克思理论发展的全过程之中。第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生态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即科学的实践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第三，《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再度飞跃，如果说马克思之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中审视生态问题，那么此时马克思则是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视野中对生态问题加以合理分析。
　　马克思生态思想主要有如下四个理论要点:第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框架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维度，即人与自然的维度和人与人的维度。双重维度互相交织，使生态问题成为一个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性问题。第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内容，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引。通过劳动这一物质变换的中介，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了否定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三，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尤其是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把握了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由此体现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批判指向，这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鲜明特色。第四，马克思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理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论目标，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无法离开合理的生态环境，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生态观的价值追求，也为人们认识并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目标指向。
　　从时代语境来看，工业文明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境遇，生态文明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未来指向。马克思指明了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既要在生产力维度上实现物质生产的科学发展，又要在生产关系维度上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从理论定位上看，马克思生态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相互交汇的关键理论节点。对辩证唯物主义而言，辩证的自然观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与方法论基础;对科学社会主义而言，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本文将马克思生态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与比较，从而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视域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加以理论辨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批判和消费社会批判这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生态思想，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认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将自然环境的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视为决定性因素。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当下的环境危机，而错误地将异化消费作为环境问题的本源，将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作为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相比，马克思生态思想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仍然是人们认识并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面对中国问题，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必须在坚持马克思生态思想精神实质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解决中国生态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中国化。一方面，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生态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创新的空间;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思想都是马克思生态思想在中国的当代发展，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更美好制度探索所提供的“中国方案”，必将开辟出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新型生态文明。
　　本文力求揭示马克思哲学变革与生态思想成熟的内在一致性，力求表明马克思生态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相交织的理论枢纽点。应当说本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系统梳理仅是基础性的理论工作，今后的研究工作应当将马克思生态思想运用到解决生态问题的实践过程之中，彰显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