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紧急避险是违法阻却事由,从中难以直接得出此结论,但从相关民法条文对避险人民事责任的否定、“赔偿”与“补偿”的差异可知,紧急避险在民事上为合法行为,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可知其在刑法上属于违法阻却事由。将功利主义视为紧急避险正当化的做法,过于重视社会整体利益而抹煞了个人权益的特性,因而并不妥当。为了避免像功利主义式论证一样遭受忽视个人权益的责难,必须立足于维护个人自由的立场论证无辜第三人的容忍义务。根据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均有义务牺牲自己少许利益来拯救陷入危难的其他社会成员。紧急避险的正当化依据便在于社会成员彼此之间参与社会共同生活时应当履行的社会连带义务。每一个理性人都会同意在他人重要法益遭遇危险时忍受自身轻微的法益损失,以换取自己重要法益遭受危难时,他人也将忍受轻微的利益损失来保全自身的重要法益。虽然积极的社会连带义务未在刑法中加以体现,但够得到我国社会观念及法律体系的认可,故将消极的连带义务作为紧急避险之依据,并不有违刑法理念,也并非“道德义务法律化”。社会连带必须是为了排除刑法上值得保护的显著利益所遭遇的险情,且避险行为必须是旨在保护明显更大、更优越的利益,只有这样设限,他人才负有忍耐的义务。倘若将紧急避难权之范围扩大,虽然我们可以在遭遇紧急危难时对他人主张紧急避难权,但相对于随时需要担心其他众多人等将其所遭遇之紧急危难转嫁至自己身上,此种过于宽松之紧急避难规范其实并不符合我们自己之利益。因此,只有当义务人基于社会连带责任有义务在特定范围内容忍损害自身利益的避险行为时,才能成立合法的紧急避险。危及义务人的生命,或者严重损害其身体的避险行为则不能通过紧急避险合法化。“人性尊严至高无上”与我国法律制度不符,难以成为“强制献血”不成立紧急避险之依据。避险手段不满足“适当性”要求的,即便未造成损害结果,也应当成立相应犯罪。特殊职业者只包括对全体公民均承担特殊义务的从业者,其不得紧急避险的原因在于从业时便基于自我决定权做出了忍受职业行为必将伴随的风险之承诺。忍受风险不等于接受实害,当此种风险已经迫在眉睫,再不躲避可能对其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害,以至严重影响其日后正常生活可能性之时,特殊职业者便不再负有特定义务,因而不属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能够成立紧急避险。根据“权利与义务一致”原理,履行“社会连带义务”的被避险人应当享有“全额补偿”的权利,仅给予其“适当补偿”的规定与我国其他法规范不符且会引起条文在司法适用中的混乱,更有违宪法的平等原则,因而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基于紧急避险与无因管理在价值基础和制度构成上的一致性,可以将后者作为其请求权基础,同时将“适当补偿”类推解释为“全额补偿”。被避险人应当先向受益人请求补偿,但在受益人不明或难以提供补偿等求偿难度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向避险人请求补偿,避险人先行提供补偿后,有权向受益人追偿,二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生命不可衡量原理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法外空间理论不适用于已经符合构成要件的“生命对生命”型紧急避险中。唯有在不具有生还可能性的“非对称危险共同体”中,理性人才可能为了换取未来同样境遇下的生还机会而同意自我牺牲。此时国家能够因履行了更为优位的保护义务而能够凭借违法阻却事由中的义务冲突阻却违法。社会连带思想在我国的贯彻应当至少分为三步:第一步:完善我国紧急避险民事责任制度,确保公民因紧急避险遭受损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让民众不再逃避社会连带义务;第二步:设立民事见危救助奖励机制,鼓励公民在他人陷入危难时伸出援助之手,鼓励积极履行社会连带义务;第三步:设立见危不救罪,惩治公民见危不救的行为,为社会连带义务提供刑法上的依据。将紧急避险的正当化依据从传统的“国家本位”调整至“个人本位”,有利于促进中国刑法的知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