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幽默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三十年代就曾有林语堂的幽默风潮，九十年代以后林语堂幽默热再度兴起。对于什么是林语堂的幽默，为什么会有林语堂幽默热这一文化现象，已有众多评价和解释。但是已有的幽默研究还相对薄弱，难以真正弄清林语堂幽默到底是什么，也无法很好回答为什么林语堂的幽默能够在沉寂六十年后再次兴起，重新成为一股文化热潮。　　 本文从研究林语堂幽默的内容出发，进而引出对三十年代林语堂幽默风潮这一现象的解读，指出林语堂幽默风潮的产生既与当时酷烈的文化管制环境、上海都市繁荣的商业文化氛围、以及人们对所谓幽默作品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等因素密不可分;也与林语堂作为一个西洋文化中产生的“自由人”这一特殊情况密切相关。　　 本文试图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西方幽默视野和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下研究林语堂的幽默。在西方幽默视野下，通过对幽默与讽刺、幽默与自由等关系的探讨，以及对林语堂与梅瑞蒂斯之间影响存在的分析，指出西方幽默的本质是基于自由主义传统下对现实的解构和讽刺。而林语堂幽默由于缺乏自由和摒弃讽刺，并非西方意义上批判现实的幽默。在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下，通过比较林语堂与鲁迅、老舍等选择幽默的作家的作品，进一步指出，林语堂幽默其实代表了三十年代部分中国人在当时的一种文化取向。客观上，林语堂为五四以后部分中国人如何摆脱文化困境提供了一种所谓“幽默”的解决方式。出国以后的林语堂并未再提倡幽默，他的幽默也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九十年代林语堂幽默热的再次兴起在大环境上有许多与三十年代的相似之处，在理想主义破灭和现实政治环境逼仄背景下，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异化压力使人们再次寻求所谓“幽默”的心灵解脱。　　 从更深层次来看，林语堂幽默热之所以一再发生，从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千回百转寻找出路的大背景分不开的。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林语堂的幽默成为了一部分人寻求应对中国文化困局的一种选项，尽管这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所谓幽默根本难以在推动中国文化转型中发挥作用，但只要这个文化转型的过程没有完结，一旦机缘巧合，林语堂的幽默就会一再成为部分中国人的文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