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报率作为衡量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指标,已成为人力资本理论在应用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实践。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或工作转换来消除城市间、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同质劳动力在不同的城市间会拥有相同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也必然获得相同的教育回报,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城市间的教育回报率是相同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已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工资改革与劳动力流动等因素也使得工资水平向教育程度等劳动力要素的价值逐步回归,但中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各类型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平衡,户籍制度、垄断行业等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仍然阻碍着劳动力自由流动,城市间的工资差异也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回报率在中国的各类城市间会一致吗?如果不一致,会呈现出怎样的城市差异?不同教育阶段的回报率又会呈现怎样的城市差异?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城市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时间变动趋势和边际变动趋势上的分析,很少涉及区域差异的分析,即便有相关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回答在跨省层次上或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城市之间的教育回报率是否存在差异,更没有分析在总量掩盖下的结构层次上中国教育回报率是否存在城市差异以及差异的大小。为此,本文以中国城市地区为研究范围,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教育回报率在中国城市间是否一致。根据中国的城市分布特点,我们将城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为直辖市、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三种类型来对CGSS(2006)数据进行分组OLS估计,并控制性别、个人能力、行业、职业等可能影响工资收入的因素,估算出各类城市的平均教育回报率,其中直辖市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9.9%,省会城市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8.4%,其他城市的则为7.4%,这便是教育回报率的总体性城市差异。由于平均教育回报率掩盖了不同教育程度对个体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又进一步将教育变量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和“大专及以上”三个教育程度分别对三类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OLS估计,得到了三类城市的各阶段教育回报率。在“初中及以下”阶段,直辖市、省会城市、其他城市的教育回报率分别为4.1%、2.9%与4.3%；在“高中或中专”阶段,三类城市的教育回报率分别为7.3%、8.6%与7.4%；在“大专及以上”阶段,三类城市的教育回报率分别为14.1%、11.6%与11.5%,这便是教育回报率的结构性城市差异。同时,本文对计量估算中的分组回归方法采用chow检验,对数据的异质性问题采用分位回归检验来判断计量结果的合理性。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在中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既存在着教育回报率的总体性城市差异,更存在教育回报率的结构性差异,结构性差异的存在并不否定总体性差异,而总体性差异的背后隐藏着细分的结构性差异。第二,总体性差异表现为直辖市的平均教育回报率最高,省会城市次之,其他城市最低。对于这种差异,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解释：1)城市产业生产率的差异。中国目前存在比较明显的“大城市工资溢价”现象,具体表现为直辖市在高端第三产业的生产率优势,省会城市在现代制造业领域具有的比较优势,这些生产率优势带来的工资水平效应,使得平均教育回报率在三类城市之间产生差异。2)人力资本积累的城市差异。面对不同类型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技术交流与知识共享,三类城市的劳动者在获取人力资本积累的形式与速度方面会产生差异,拥有较多高素质人才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更有利于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与提高劳动生产率。3)劳动力流动的城市差异。城市劳动力市场容量越大,搜寻成本越低,搜寻效率越高,所以劳动力流动越充分,更换工作的频率也会越高,进而产生工作间的工资增长效应。因此,劳动力在直辖市更换工作更为频繁,获得的工作间工资增长效应也更高,省会城市次之,其他城市的劳动力流动频率则最低。4)生活成本的城市差异。城市生活成本的高低会影响劳动者对工作报酬的要求,从而影响计算出来的教育回报率。由于大城市的房价、交通成本等因素形成的高生活成本,使得那些选择在一线城市长期就业的劳动者不得不提出较高的收入要求,用人单位也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工资水平,这可能成为平均教育回报率在直辖市最高、省会城市居中、其他城市最低的一个原因。第三,教育回报率的结构性城市差异总的来说是更大,原因也更为复杂。本文主要分析“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与“大专及以上”三个教育阶段的回报率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差异,并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1)“初中及以下”阶段的教育回报率比较低,并且在三类城市间的差别较小。这是由于基础教育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表现出社会回报高于个人收益的特点；而且这一教育阶段的劳动力无法充分获得“大城市工资溢价”带来的工资效应,表现出教育回报率在三类城市都比较低；另外也说明接受这一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在三类城市之间的流动是比较充分的。2)“高中或中专”阶段的教育回报率有明显的提高,并以省会城市的回报率为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一阶段所受教育具有专业性质,教育收益在较大程度上的内部化所表现出的回报率明显提高；而这一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在省会城市最高,则可能一方面是由于省会城市制造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制造业中出现的“技工短缺”现象所造成的。3)“大专及以上”阶段的教育回报率有更大幅度地提高,并以直辖市的回报率为最高。这表现出中国的教育回报率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而表现出边际递增的特点。因为直辖市在高端第三产业具有聚集效应,以及户籍限制、毕业学院限制等劳动力要素流动障碍与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所以直辖市在这一阶段的教育回报率最高,而在其他两类城市之间的差别不大。第四,同一阶段教育回报率在城市之间存在差异,是经济低效率的一种表现。如果相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从回报率低的城市转移到回报率高的城市,会产生帕累托改进,从而提高整个经济效率。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涉及到的实践问题,本文给出如下几点政策含义：1)持续重视基础教育；2)不断优化城市产业发展；3)大力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4)努力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5)注意控制大城市的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