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早期中国终极实在观念的演变；秦汉帝国背景下的宗教与信仰；三教融合背景下的宗教与信仰；“帝”、“天”、“道”与现代社会。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三代和秦汉时期中国文化中“终极实在”的演变。这一部分意在勾勒曾在中华文明史上出现过的几个终极实在的基本演进线索,并论述“帝”“天”“道”三者的关系。论文认为,帝、天和道是“三而一”的关系,但又各有侧重：“帝”主要表现为“主宰性”；“天”主要表现为“自然性”；“道”主要表现为“时中性”。第二部分主要围绕以儒学为中心的神学意识形态建构来展开。论文认为,法家作为意识形态,以及黄老作为意识形态,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并且认为到汉武帝时,儒家被定型为两千多年帝国意识形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论文论述了这种神学意识形态建构过程,如“惊险一跳”的完成、昊天上帝被帝国神学政治奉为最高神、董仲舒的神学政治建构等。在这部分的最后,则归结论述了以“昊天上帝”为首的三大神灵系统。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三教融合背景下的宗教与信仰。论文肯定了以宋明道学为核心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是我们现在学术界所认为的“传统社会”。这一部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论述道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核心概念与“帝”“天”“道”的关系；其次论述“帝”“天”“道”在三教融合中的作用；再次论述“至忠”“至孝”及其皈依“天帝”。第四部分论述“帝”“天”“道”在现代社会的境遇,试图揭明三者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中华民族”建构的借鉴意义,以及对当下公民宗教建构的意义。本论文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中华文明终极实在的演进；二是从早期中国、帝国时代到今天的共和国时代意识形态的演化。论文有四个创新点：一是对“帝”“天”“道”关系的论述;二是“帝”“天”“道”与三教融合之关系；三是“至忠”“至孝”皈依于天；四是从终极实在的角度提出重构“中华民族”及其信仰,乃至建构“公民宗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