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我国高等学校外语院系高年级的一门必修课,是专业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无论是在教学测试的领域还是在翻译学的领域,作为翻译教学过程一个重要环节的翻译测试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大大滞后于听说读写等测试领域以及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等翻译学的其他方面。中国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近来如穆雷(2006a:468)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目前对各种翻译测试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现行翻译测试中客观性试题的运用还处于逐步摸索阶段,主观性试题仍是主要的题型,其评分方法多种多样,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没有进行过理论论证、分析或说明,整个翻译测试特别是文本翻译测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和随意性。Campbell(1998:8)认为,构念效度是翻译测试面临的问题之一,即翻译测试在何种程度上是基于恰当的能力模式或学习模式,而目前大多数的翻译测试体系都缺乏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国内外对于翻译测试构念效度密切相关的翻译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的探讨则层出不穷,提倡多因素构成、强调双语转换、注重翻译策略等是这些翻译能力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共同之处。尽管如此,学者们提出的大多数翻译能力模式是以理论而不是翻译教学和测试为中心的,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专家系统能力,因此并不适用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测试,有些模式虽然直接针对学习者,但其依据和对翻译测试的实际有用性还需要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支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论文试图对翻译测试这一议题有所贡献。为了便于更深入的探讨,本次研究着眼于我国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以及专业八级考试汉译英文本测试,在对他们汉英翻译表现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针对这一特定对象和特定背景的汉英翻译能力模式,并由此拟定出八级考试汉英翻译评分的修订方案,再通过对这一评分方案信度和效度的验证,初步证实了它的有用性。　　 从理论框架上来看，本次研究主要借鉴的是以构念和构念效度为核心的当代语言测试理论,尤其是构念与行为测试命题与评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富有效度的行为测试的开发与应用必须建立在牢固的、明确的构念基础上,因为行为测试的评估量表和评分标准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测试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即代表了测试开发者对测试所要衡量哪些语言技巧或能力的观念;另一方面,构念的确定又离不开特定的使用背景,因为“构念并不是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心理实体,而是为某一特定测试目的而作出的抽象界定”(Alderson2000:118)。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主义方法(empirically-based),具体有语料库、有声思维、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等。因为近年来翻译研究这门学科除了传统的理论性、规定性的研究外,描述性、实证性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它们与传统的“思辨、内省”方法互为补充,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应用分支的最新发展(苗菊,2006;许均、穆雷,2009)。　　 从结构上看，文章首先回顾了以构念效度为核心的现代语言测试理论,学术界现有对翻译能力的探讨,以及国内外翻译测试的现状尤其是现有的不同评分方法。文章认为,构念理据是包括翻译测试在内的一切行为测试合理存在的基础,虽然学术界对翻译能力有众多的探讨,但遗憾的是这些能力模式多为纯理论性的探讨,并未能直接应用于翻译测试的实践,而这正是提高翻译测试科学性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虽然对不同评分方法的评析表明分析性评分法对于整体评分法有固有的优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分项评分标准,其优势并不能充分发挥。　　 对八级考试汉译英现有评分标准与命题现状的回顾与问卷调查是本次研究的实际起点。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参加八级考试汉译英阅卷的有关教师总体认为,目前八级考试汉英翻译的整体评分量表具有一定的区分度,但在解释性和操作性上还显不足,这一情况下评分者的评分较易受到学生译文中语法错误、局部翻译质量、以及评分者主观好恶的影响,这就突显了寻找有实证翻译能力模式支持的新评分标准的重要性,而这一能力模式和评分标准必须抓住不同汉英翻译能力学生的关键区别性特征。正如Hamp-Lyons所言(1990:69-87),评分者在评分时应当聚焦于最为显著的判断标准(the most salient criteria),而这一标准必须在审慎的测试开发中得到确立,也必须深深扎根于实际的数据和测量所实施的环境。　　 文章接下来着手从大量的实际数据中寻求不同汉英翻译能力的中国英语专业学生的区别性特征。作者通过学习者语料库对相当数量的2004-2006年八级考试汉英翻译文本进行了整体综合性分析与抽样判别式分析,初步得出除了译入语语法失误外,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在八级考试汉译英时的翻译错误主要集中在译词不准确、表达累赘、句式中式化、语篇衔接意识薄弱这几个方面,而归纳起来词和句这两个层面的整体翻译转换处理很可能是不同汉译英等级文本(不同汉译英能力学生)的重要区别性特征,在某一个词或句的观察点上高汉译英能力的学生并不一定会比低汉译英能力的学生翻译处理得更好,但是综合尽可能多的观察点总体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显著的。　　 随后文章对十二位不同能力水平的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在两篇汉英翻译时有声思维进行了深入探析,基本洞察了他们在进行汉英翻译转化时的实际心理活动,进一步发现这些学生在对原文的解码、翻译单位的处理、补添逻辑关联、精简冗余繁琐、对句子进行深层组构、寻找在指称、语体、搭配等方面全方位对等的译词等诸多方面(大致对应于词、句两个层级的翻译转换)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无论从他们的译文还是从思维过程中都已可以看见高能力学生突破原文表面束缚、对译文进行重构的痕迹,而在低能力学生中这一点是基本缺失的。　　 在此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尝试构建针对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主要在八级考试背景下的汉译英能力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学生译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意义的传递和双语概念结构转换的意识,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跳出原文字句的简单机械对应,从而对原文进行深入的解构和重构;从具体操作角度看，它由汉英语言能力、汉英词汇转换能力、汉英句级转换能力三个方面构成。由此文章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八级考试汉英翻译评分方案,与传统评分方法不同,这一评分方案由等级概括性描述、等级操作性描述和结合具体文本的观察指标体系三个部分组成,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性评分模式。等级概括性描述基本与现行的八级考试汉英评分标准相吻合,围绕着译文是否忠实原文、表达是否地道自然流畅、以及是否有语言上的失误展开,起到一个宏观统摄的作用;等级操作性描述对等级概括性描述中的忠实原文、表达地道自然以及语言失误等特征给予进一步清晰的、分等级的可操作性定义,它直接对应于前面的汉译英能力模式;而结合具体文本的观察点体系则可以根据每年命题文本的不同而进行调节,使实际的评分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　　 文章最后以五篇2005、2006的八级考试汉英翻译文本为例,初步展示了这一新评分方案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对两位评分员按照新评分方案分别就2005和2006年75篇抽样文本评分的相关度比较,初步证实了这一评分方案的信度;而这两位评分员的打分、这些文本八级考试原得分,以及另外两位评分员按照原评分标准对这些文本打分的平均分(视为每篇文本的实际应有得分)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又初步证实了新评分方案的效度。此外,文章还简要探讨了基于汉英能力模式的新评分方案对八级考试汉英翻译命题以及本科汉英翻译教学的可能影响。　　 综上,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能使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英翻译能力,为汉英翻译教学与能力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对汉英文本翻译评分的探索有助于推进专业八级考试汉译英的效度和权威性,使其发挥更好的反拨作用。同时包括语料库、统计、有声思维等诸多方法的使用也使该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意义,因为翻译研究是一门既包含艺术又包含科学特性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需要人文思辨和科学分析的结合。从长远来看，该研究的方法可能可以推广到英译汉乃至翻译测试研究的其他更广阔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