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中修辞三诉诸的视域下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及其限度。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各国学者开始注重翻译实践中的译者主体性，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具体体现进行深入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为文化翻译理论、阐释学理论、解构主义论、目的论和读者反应论等。　　本文首先梳理了原有研究中不同翻译理论派别对译者主体性的阐释和对译者主体性的限制。其次，将修辞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结合起来，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译者的主体性。文中分别呈现了能体现主体性的译者修辞三诉诸，可以明确译者有别于作者的诉诸，即译者有别于作者的人格诉诸、情感诉诸和理性诉诸;根据Hartwell的三角形语境修辞框架，可以进一步将作者、译者、信息和读者放在同一修辞框架内，由此对译者的主体性及其限定性范围进行界定，并对三诉诸各自的发挥空间和作用进行比较。其中，理性诉诸为核心，其他两诉诸依赖于理性诉诸并受其限制。以《红高粱》英译者葛浩文为例，可以从修辞三诉诸的角度清晰地看到译者有限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全文主体部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主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和文章结构。第二章是对译者主体性的文献回顾，主要集中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在其理论中体现出来的对译者主体性的一些限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能充分体现主体性的修辞三诉诸进行阐述，并对译者主体性跨学科研究的合理性进行阐述。第三章有三个小节，分别分析了译者有别于作者的人格诉诸、情感诉诸和理性诉诸，并分析了其具体体现和影响因素。第四章重在探讨译者的主体性及其限定性范围，在Hartwell的三角形语境修辞框架（三角形的三边分别代表修辞三诉诸与作者、文本和信息的关系）的基础上，将译者、作者、信息和读者放在两个部分重合并且能在一定的限定性范围内移动的三角形之下，分析了译者的主体性及其体现形式，并对译者主体性的极限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推断出译者修辞三诉诸各自的发挥空间和作用的大小。第五章是对第四章中提出的理论进行实例验证，通过对葛浩文在《红高粱》译本中所体现出来的修辞三诉诸、以及他对自身主体性的有限度的把控进行分析，证明了葛浩文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修辞三诉诸，并且是在一定的限定性范围内发挥，而非对原文进行完全复制或任意改动。第六章是论文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回顾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