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数量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定性分析的成果，对宋代文人诗词创作的情况进行研究和分析。本文的重点在于揭示宋代诗词创作队伍的结构、创作量结构、诗词作品量的关系、创作量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考察了高产作家群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及他们的创作量与年寿的关系。　　本文的分析和研究主要建立在以下数据统计工作的基础上:一、统计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宋诗》中9170位作者的247966首诗歌（只统计姓名可考的作者及其作品，含残句和存目诗，同题诗歌分开计算，以下统计的操作方法相同）;二、统计了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唐诗》（增订本）2576位作者的41754首诗歌;三、统计了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增订简体本）1452位作者的20132首词作;四、统计了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唐五代词》161位作者的1389首词作;五、统计了《全宋诗》中485位诗作量在72首以上的作家的籍贯和年寿信息;六、统计了《全宋词》中185位词作量在19首以上的作家的籍贯和年寿信息。此外，本文还统计了张景星的《宋诗别裁集》、陈衍的《宋诗精华录》、金性尧的《宋诗三百首》等七种诗歌选本和研究资料，并参考王兆鹏和刘尊明两位先生在《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定位的定量分析》中列出的宋词选、宋词研究资料的信息，分别制作了《宋诗作者影响力排行榜》和《宋词作者影响力排行榜》以对课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又参考了刘俊丽《宋诗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中的统计信息和王兆鹏先生、郁玉英博士合作的《宋词经典名篇前一百名数据统计表》等资料，以保证数据的丰富性和准确性。　　本文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章主要对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量进行统计和分析。本文首先以普赖斯定律为依据，再根据各个创作量数据出现次数的多寡，将诗词作家划分为超高产、正高产、中高产、中产、低产和超低产六个等级，分别统计了各等级的人数及其创作量，揭示了宋代诗词创作群体的人员结构和创作量结构。此外，本文还对《全唐诗》和《全唐五代词》的作者和作品量进行了同样的统计，并与宋代诗词的创作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了以下三个规律:一、宋代诗词创作活动是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但高产作家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二、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能力都较前代有所提升，表现最突出的是高产作家的大量涌现;三、诗、词作为两种独立的文体，两者在创作量上虽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经常可产生促进关系。　　第二章主要对宋代诗词作家的创作量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先根据《全宋诗》和《全宋词》的作品量统计结果分别制作了《宋诗作者创作量排行榜》和《宋词作者创作量排行榜》，然后对各种诗选、词选和研究资料进行统计，分别制作了《宋诗作者影响力排行榜》和《宋词作者影响力排行榜》，通过比对各位作者在不同排行榜上的排名，从而得出结论。通过分析，发现:虽然宋代诗词不单纯以创作量之高低论英雄，但高产作家普遍比一般作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宋词高产作家所具有的影响力与其创作能力的匹配程度更高。　　第三章主要以宋代诗词高产作家为考察对象，对他们的籍贯和年寿进行研究。本文对485位高产诗人和185位高产词人的籍贯进行了统计，制定《〈全宋诗〉高产作家籍贯排行榜》和《〈全宋词〉高产作家籍贯排行榜》，然后与刘俊丽和王兆鹏先生对宋代全体有籍贯可考的诗词作家的籍贯统计信息进行比对，得出了如下结论:高产诗词作家的地域分布情况与宋代全体诗词作者大致相同，其分布与宋代的人口分布规律及发展情况高度吻合，这些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是孕育高产作家的有利条件。另外，本文还对高产诗人和高产词人的年寿进行了统计，并结合刘俊丽和王兆鹏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宋代诗词高产作家的创作高产期一般出现在50岁以前，在50-69岁间进入顶峰。并发现这个规律在苏轼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总的说来，本文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宋代诗词进行研究，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也从数量的层面验证了一些已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