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在市场运行与监管等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在发展速度方面很惊人。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尤其以大股东恶意减持所引发的对市场正常运行秩序的巨大冲击特别突出。近年来,大股东频频大幅减持,甚至是顶格减持、“清仓式”减持引发了市场管理者与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大股东减持的原因很多,包括改善生活、买房买车、给子女出国留学、个人投资等。大股东依法合规的减持并不会给市场带来负面效应,但有些大股东减持就是为了套取高额利润,甚至不惜采取恶意手段故意拉升股价,在信息披露方面故意做虚假陈述、遗漏重大信息,在减持数量方面违规减持、曲线减持,有意规避监管的规定。大股东恶意减持套利、精准减持退出等行为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秩序,引起市场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中小投资者也将进一步看跌市场,持币观望,市场严重缺乏信心将导致股市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大股东恶意减持套利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在证券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不足。我国关于证券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公司法》颁布标志进入发展阶段,《证券法》的颁布标志进入完善阶段,以《公司法》、《证券法》全面修订促使我国证券法律制度建设进入逐渐成熟阶段。2017年5月,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新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二级市场的下跌,但从长远来看,大股东想减持的依旧会想方设法的减持,他们往往针对减持新规采取迂回减持的方式,例如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虽然现行法律对违反证券监管法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类型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法律责任体系的构成相对完善,但从减持新规来看,惩戒大股东恶意减持的力度仍然不足,对于蠢蠢欲动的恶意减持者缺乏法律威慑力。放眼世界,参阅境外成熟市场关于规制大股东恶意减持的成功做法,我国应结合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特点,吸收有益经验,移植或创新股市治理方式。例如,美国的144规则侧重限制关联人出售股票、规定不同的锁定期、减持申报规则;香港地区侧重于信息披露与锁定期的细化;德国则根据实际情况不同,采取“东西有别”的减持方式。通过分析境外规制减持的经验可以得知,只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股票市场才能更加稳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因此,通过分析我国大股东恶意减持、减持新规存在的问题,结合境外成熟市场的有益经验与我国的股市实际,我们可以就规范大股东恶意减持进行法律监管制度的建设。如何有效打击大股东恶意减持是一个值得全面研究的问题,目前来说,一方面要严格落实现有的减持规定,快打狠打,另一方面要围绕规范我国大股东减持法律制度建设展开。第一,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鼓励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降低“送转”比例。可以给予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在税收方面一定的优惠,在用于公司发展的贷款方面给予一定的利率折扣。第二,建立有区别的股票减持制度。一方面要完善股票的禁售期、限售期规则,针对不同的持股对象规定不同的减持时限,一方面要把控好减持的节奏,避免大股东限售股减持对二级市场的冲击。第三,对股东减持的收益部分进行定向投资,提取一部分作为公司发展基金。第四,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大股东恶意减持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信息披露违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规制大股东恶意减持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第五,加重恶意减持者的法律责任。违法成本过低而减持套现获利丰厚是大股东恶意减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加重恶意减持者的法律责任,制定严厉的惩戒措施使其望而生畏,不敢违规减持。股市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及时完善法律法规,我国的股市才能发挥其应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