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是中国文学史上继“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之后的又一次最富于文学本体意义的建设性大讨论,是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的一次颇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的争论,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在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对40年代“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发端、历程、历史内容、历史本质及其价值与意义做出系统的探讨和综合分析。　　1940年前后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先后在十几个城市、40余种报刊上展开,召开了十多次座谈会,发表了几百篇文章,有近百名作者参加了讨论。这场论争是与当时抗日救亡的整个社会历史大环境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由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特别是创作实践所规定了的一种历史必然。这场论争主要围绕着什么是文学的“民族形式”与怎样创造“民族形式”这两个问题而展开的。在论争者看来,新“民族形式”文学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的中心源泉是民族的现实生活,它必须纵向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学,横向借鉴先进的世界文学,它的发展方向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艺。新“民族形式”文学具有民族性、世界性、本土性和现代性等品格。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本文的主体内容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追溯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发端,提出“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是民族危机与民族文化复兴的内在要求,是文学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自身要求的命题,并对“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展开的基本形态作了简略的论述。　　二、综合论述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历史内容与本质。“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初步解决了创造新的民族形式文学的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诸如“民族形式”的范畴和标准问题、创建新的“民族形式”的动力和源泉问题、新文学的民族化和世界化问题、新文学的本土化和现代化问题,呈现出一种创造新“民族形式”文学的多元化诉求与选择的历史动向。　　三、总结论述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总体看来,这场论争深化了文学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理论认识,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化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　　21世纪的今天,世界形势和人类发展前途,存在着这样的现实,一个是“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另一个是民族主义的滋长、民族国家的强化。二者的冲突排拒使若干国际形势观察家和未来学家感到困惑和不安。如何看待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探讨了文学的演变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的多元化诉求与选择,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资料,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