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昂德针对中国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关系结构所提出“新传统主义”理论模式(魏昂德，1996)，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之作，他对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的国有企业中的权力关系模式做了精辟的归纳和翔实的描述。但在魏昂德的研究中，研究所采用的资料和所描述的情况主要是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但他试图将这些模式推广到整个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甚至是其他的共产主义社会;另外，他对权力关系的论述有简单化的局限，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学者们对“新传统主义”中的车间权力关系方面的异议，以广州G企业为例，通过对1957-1966年间G企业的综合档案和对这一时期在厂内工作的老职工的访谈资料，来描绘出文革前计划体制较为平稳发展的十年期间，G企业车间内的权力关系状况尤其是与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式中有所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他的研究中忽略了的权力关系中的其他面向。　　本文的研究发现，计划体制较稳定发展的1957-1966年间，G企业中的权力关系模式存在比单一的“庇护-依附”模式更为复杂的一面：由于企业生产功能的重要性，使得在对干部和工人“表现”的评价中，生产工作能力成为一个客观的指标，限制了领导对下级评价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而由于政治激励和上下互惠关系同样适用于车间干部群体，他们有主动和包括积极分子在内的工人建立良好关系的需要，互惠关系不止是由于干部掌握分配、奖惩等权力而导致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车间干部个人决定权及其行使，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受到来自政策、上级领导和车间工人的制约。　　在总结这些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新传统主义”理论中的车间权力关系模式提出了修正意见:在文革前的阶段，由于那一时期的制度安排和传统，以及对国有企业生产功能的强调，导致了在“表现”评价中生产的重要性、车间干部在互惠关系中的双重角色以及干部个人决定权受较大的制约，进而使得车间中的权力关系并非是简单的控制-依附，而是呈现一种互动性模式。